倒是安硕俊主动说了：“你还有想做的事情吗？”打不打算出个气？
“暂时没有”，郑智雍说，“代表决定就好”。
安硕俊倒不是非常担心郑智雍的心理问题，他怕的是郑智雍自己去算账导致事情变得不可控，特别是他刚刚一时嘴快，抖了个yg的黑料。
而如释重负的郑智雍，暂时还没有报复的想法，平白被拉下水已经够令人头疼，现在不管怎样，他要先上岸了再说：“前提是事实真的是这样，没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很难知道所有事”，即便是安硕俊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就像杨贤硕在给人办事之外有没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不说，我们又怎么知道呢？”
“我真想把你马上送去军队。”
和安硕俊见面的杨贤硕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他成功地用冠冕堂皇地借口掩饰了自己的私心，根据他的观察，脸色一直不好看的安硕俊事实上已经相信他是被政治斗争殃及池鱼，杨贤硕个人的目的被隐藏在浓浓的迷雾之下，没有任何人察觉。
但安硕俊临走前说的话，又足以抵消他心里那微薄的成就感。
我要找别家艺人的毛病死活找不出来，自己手底下却是一堆不省心的家伙！
这种想法在杨贤硕的内心并不经常出现，毕竟他是杨贤硕，他的公司是yg，他们没有s.m.那样全方位的造星体系，给每个人精准地安排定位管理形象，他也不是老同行朴振荣，会按照自己的性格喜好筛选练习生，杨贤硕始终更看重才华、能力、态度、进取心，而忽视对艺人作风的管理，所以yg旗下艺人出问题的频率是三大中最高的，遇到小问题yg就装死，像宋闵浩读错台本说句“列岛”那种事还动摇不了大局，遇到大问题yg还装死，自己惹下的大祸自己承担，公司没有义务给你收拾，当然，在问题发生之前，能够收拾的事情yg还是会收拾，毕竟要赚钱。
但是收拾得累了的时候，人也是会生气的。
“算了，那小子会不会说‘你还要靠我们赚钱’呢”，杨贤硕说，“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一个二个都这样”。
有的麻烦太大，杨贤硕一时间也无处下手，但是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两件。
他先拨了个电话：“喂，南太铉怎么说的？”
“他要是能整理好，winner后面还可以回归，他要是后悔当初来了yg，行，人年轻时总会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我不怪他，责任自己背着，背不下了我背着，别带累别人，然后滚。”
杨贤硕咬着牙说，本来就没什么鲜活表情的面容此时更加僵硬，如同冻硬了的化不开的冰块。
下一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就温和多了：“做完了吗？《ying with fire》那首歌不错的，你不用急，慢慢润色，回归大概是十一月初吧。今年的新人奖有i.o.i，没办法让你再造就一个‘超级新人’了，越来越好？希望吧。”
“电视台的能量通过选秀扩张，我却只能废掉thinker……”挂断电话，杨贤硕苦笑着说，“还失败了”。
第363章 363.谋算
正如郑智雍与安硕俊此前的预感， yg采取的手段虽不高明，但是胜在凶狠， 如果不是郑智雍足够有胆识对郑俊英也够信任，在发布会上采用了出人意表的对策，那么沾上点脏水简直就成了必然的事情。而采用了这样的手段的yg，绝不仅仅是“给人办事”那么简单。
杨贤硕是有私心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对手， 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再很多时候都堪称哲理， 有时却也不尽然。yg和kbs结仇多年， 暂且不表，就说他们与m之间，虽然有过亲亲热热地合作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却并不会因为这种亲热而消失。如今的杨贤硕是众人眼中老谋深算唯利是图嘴上喊着“family”的商人，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和他的同行们有一点很不同。
出身于制作人的公司老板们， 年轻的时候往往是与电视台多有合作， 积攒下来的人脉成为了后面创业的资本，杨贤硕却不一样， 疾风怒涛的青年时期，他所属的组合是大名鼎鼎的“徐太志和孩子们”， 这个九十年代的传奇组合， 是在与经纪公司、电视台乃至审议委员会的斗争中起家的。
冲锋陷阵的是徐太志， 杨贤硕隐藏在他的身后， 不站出来分担火力， 也没有拖过这位天才的后腿。他作为“徐太志和孩子们”的一员， 看着徐太志决心打破歌手是公司傀儡的局面，以“侵害著作权”为由，将未经同意就售卖mv的经纪人和公司告上法庭，公司有权独断专行是当时不成文的规定，而徐太志让很多当时的约定俗成无法落于纸上，在徐太志决心中断活动制作下一张专辑时，杨贤硕一并停止了活动，“电视台召唤必须赶到”同样是九十年代的惯例之一，不像其他人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徐太志和孩子们”成为了电视台和媒体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除了mbc以外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对他们的作品展开批判，如今经常被说禁播歌曲的时候理由莫名其妙的kbs，当年对徐太志和孩子们的封禁理由是更加让人笑掉大牙的“会让青少年痴迷”，但在当时，这种观念竟然能够得到其他媒体的呼应。
幸运的是，那是一个年轻人渴望改变、渴望摆脱陈旧束缚的年代，徐太志为那样的年代增添了鲜明的色彩，那样的年代也成就了徐太志。
十代、二十代对徐太志和孩子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那些“无冕之王”的影响，在时代的变革之中，媒体们最终选择了低头。
而这并不是结束，由电视台和业内大前辈等一群所谓“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组成的“公演伦理委员会”，在九十年代有着“事前审议”的规定，所有在韩国发表的专辑，必须通过他们的审查才能发行，徐太志拒绝修改歌词，被公演伦理委员会告上法庭，歌迷们则干脆向国会发动请愿，两年的坚持之下，发新歌必须要在委员会面前过一遍要么改歌词要么不能发的老规矩“事前审议”得以废除。
从出道到解散，短短的四年间，杨贤硕见到了权力的集合体对异议者泰山压顶般的管制，也见到了它们势力的削弱与权威的崩塌。杨贤硕不是徐太志，做不了他那样的先行者，甚至在媒体、电视台、乃至同为歌手的前辈抱怨、为难时顺着他们的话，责怪一下徐太志的“冲动愚蠢”。但他不想阻拦徐太志，对于最后的结果，也有种乐见其成的爽快。
办公桌前，年近五旬的杨贤硕闭上眼睛，想起二十年前他听到的那些指责声。
“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出演你们哪里能被人知道？现在火了耍起脾气了，有工作都不做了是么？”
“果然是一群没读过书的混混啊混混，懂不懂什么叫契约，你签给了公司作品公司就有权处理，红起来以后说什么著作权，有能耐当初你就别签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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