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衡看后沉吟良久，对汪大人道，“不知大人是否已经将上奏皇上的奏报写好了。”
汪大人道，“还不曾。我正好要同贤侄商议此事。”
季衡也不推脱，两人便商量了如何写这封奏报的事情，季家村之难，已经由飞鸽传书传上京了，恐怕京中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但是正式奏折不一样，是否要详写季家村之难，或者只是一笔带过，这是有讲究的。
汪大人在这事上并不想自己做主，汪大人胸中有着自己的丘壑，面上其实是个十分会做官的人，和谁都不会直面闹矛盾。
经过商议，季衡觉得简单写一下季家村之难就罢了，并且是直接将季家村之难和倭寇海贼造成的其他地方的百姓的伤亡以及损失写在一起，这样并不显得季家村之难有多么特别。
季衡知道，即使这样写，也是可以达到引起朝廷关注的目的的，又不至于让季家太出头。
毕竟让人不断讨论此事，倒是只会让那些被倭寇抓走的季氏一族的女人们难堪，对救回他们和打击倭寇没有什么帮助。
汪大人于是就按照季衡的意思，两人商讨着将这封奏折写好了，便让八百里加急送上了京城。
季衡这时候才又同汪大人讨论了在别的地方增设造船厂和火器厂的事情，且也说了要增加机动水师之事，这机动水师不属于任何一个卫所，到时候却可由这机动水师直接调派各卫所水寨水军，以便能够于海上灵活策应，对将海寇阻拦于海上有利。
他还道，“这次余杭城里进了jian细，想烧毁炸掉造船厂和火器厂，可见海寇的用心。在别的地方再设几个造船厂和火器厂，也是必须的，即使海寇在一地得逞，也不会让损失过大。”
汪大人便道，“朝廷给的军饷，哪里够用。”
季衡便说了以商养军的事，赵致礼对季衡一向了解，故而季衡说出那番话来，赵致礼简简单单就接受了，但汪大人却不，于是一听就震惊了，汪大人虽然也属于开埠派，但是他的心里，依然是看不上商人的。
他祖籍福建，从小也是临海长大，知道禁海之后，临海的百姓不能出海生活困苦，而且容易被bī得去做海寇，所以他支持开埠，但和商人合作，他却觉得这主意非常不好，季衡是异想天开，而且失了朝廷颜面。
他虽然不赞成，但是也没有直接反对，只是摇摇头，道，“这让朝廷的颜面往哪里摆。”
在这些士大夫的心里，朝廷的颜面是十分重要的，且朝廷和百姓是先对立才统一的关系，朝廷管理着百姓，如放牧一群猪羊，朝廷要百姓养着，但是又高高在上，心里看不上这一般百姓。
朝廷的颜面大于一切，定然是宁愿加重税，也不会愿意用季衡的法子。
虽然季衡外在是一个标准的文人士大夫，内里却是以人为本的，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朝廷的颜面在他的骨子里并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他也知道朝廷颜面的重要性，但总归没有实际好处更让他在意。
特别是看到季家村的惨状之后，他一腔恨意和热血压在心底，不平了海患，他可能都没法吐出这口怄在心里的血来。
季衡看汪大人不是可以讨论的对象，便也不多费口舌，只是又谈论起军队建设来，如此两人便谈到了夜灯初上。
季衡还在总督府里留了晚膳，这才走了。
汪大人忙于练兵打仗，季衡忙于战争后的善后，并且开始给皇帝写那长达万字的奏折，到十一月下旬，朝廷对江南倭寇之乱的赏罚下来了，皇帝这次是赏罚分明，对汪秉直大人加了兵部侍郎衔，季衡加巡抚两江闽浙，赵致礼升为陆军浙江提督军务总兵官，另外的将领也各有赏赐，那些战死的，自然更是不让白死，当然，出了错的官员，也免不了或者被降职或者被革职，也有情节严重的直接流放，诸如兴化知县萧至圣大人。除此，派了林琮林大人领了江苏陆军提督军务总兵官之职，带了五千人马到江苏，且朝廷还答应会在之后分批送一百万两军饷给两江和闽浙。
皇帝加季衡巡抚两江闽浙，虽然季衡作为巡抚都御使，是在汪秉直之下，但是因为现又加了巡抚两江，自然是起着协调闽浙和两江军务的作用了。
皇帝虽然处置了一批督战不利的官员，但两江总督陈焕之在战争中没什么作为却只是受到了斥责，并无其他处罚，汪大人便知了皇帝的意图，是要节制自己，且让季衡在军务上代替陈焕之的意思。
昭元十四年年底，季衡忙得脚不沾地，因为天气冷，额头上的伤也好得慢，在付扬到达余杭时，他头上的纱布还没有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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