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伯朋克”派的另一个作家是布鲁斯·斯特灵。斯特灵于１９５４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布朗威利，毕业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他曾参加过克拉里森科幻写作学习班，并发表过一些短篇作品。他是“塞伯朋克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发言人。
《心之海》（１９７７）是斯特灵的首部长篇，故事发生在努拉瓜星球上。这仍旧是一个阴暗的世界，其居民无休无止迷幻自己以致于无法逃脱药物成瘾的悲惨下场。
《人造孩子》发表于１９８０年。这是一本研究如何控制环境、拓展人类生活，结果却使人类自身发生了改变的故事。斯特灵的作品特别注重描述未来的人性。他有某种说服读者相信自己观点的天才，而他自己的观点的核心是：未来的人性不能简单地等于今天的人性，如何去面对未来的挑战以及技术将怎样发展，都是无法预知的。因为，人类本身会不断变化！在《人造孩子》中就戏剧性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老人们跟不上时代步伐，年轻人无法保持信仰，明天会出现与今天绝然不同的新的真理。你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吗？那你必须跳出变化的世界与固定的价值系统相冲突的陷井。
《晶体点阵》开始看，似是一个传统的科幻小说，但其描述的世界则更加没有秩序。《晶体点阵》的故事场景，是斯特灵的一系列关于《蜂群人》的小说通用的。《蜂群人》（１９８２）讲述的是两类不同生物对文明发展的不同看法，“机械族人”相信，人类的进化将向外科手术的方向发展，移植器官、安装假肢，以延伸人类的适应力；而“变形族人”则相信，基因改变才是使人类继续进货的途径。结果证明，他们全错了，新的人类与两者都有差别，又都有联系。
斯特灵的作品常将科学技术的推测引向极端，但他缺乏某些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的才能。对他来讲，人物和情节只是思想的载体。这个缺点，在他后期作品中有了改进，如１９８５年发表的《在布鲁涅的青春岁月》和１９８６年发表的《美丽与崇高》中，作者笔下的人物开始显露出一定的代表意义与独特性了。
卢迪·拉克是数理逻辑学博士。他的“塞伯朋克”小说具有较高的思想内涵和反文化的活力。他不那么关心写意识拓展的预测或荒谬的粗俗喜剧，他的小说有些象卡夫卡或奇若克的作品。在科幻领域内，其师承贝斯特和范沃格特。拉克的主要作品有《软件》（１９８２）、《时间和空间》（１９８４）、以及《生活的秘密》（１９８５）；其中最后一部作品，描写一位六十年代的青年，发现自己是个来自外空的生物。
除了上面简介的三位作家的作品外，“塞伯朋克”的名著还包括施恩纳的《边疆》、舍利的《活人转移大会》、《蚀》、杰特的《莫洛克之夜》和《玻璃锤》等等。
“塞伯朋克 ”运动从出现至今，已经十几个年头。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一 呼唤科幻小说从“新浪潮”回归。
正象滚石朋克们不满现状、要求回到五十年代的乐曲创作一样，“塞伯朋克”运动的参与者要求科幻小说摆脱“新浪潮”运动的反技术倾向，希望科幻小说回复到四十－五十年代那种重视科学的创作中去。他们激进地希望，回到阿西莫夫和海因来因的时代。斯特灵曾在自己的宣言《廉价的真理》中激忿地抨击“新浪潮”的后继者们一味地向主流文学靠拢，放弃了新技术的预测；以及太专注于形式、人物。忽略了科幻作品本身的价值。
二 引入现代高科技
“回到阿西莫夫和海因来因的时代”并非简单的事情，因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今天的世界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为此，“塞伯朋克”的倡导者们希望大力引进高科技内容。斯特灵在批评七十年代科幻作品陷入停顿时曾指出，当今科幻小说没完没了地改装银河帝国，一次又一次超光速飞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美国社会60年代的主流，而这些早已落后于变化着的技术与社会了。科幻小说的题材必须走表现高科技的路子。威廉吉布森也在一次采访中声明，他所写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想深刻而真正地尝试着去理解技术。正因为如此，“塞伯朋克”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电脑和生物工程等新科技内容。
三 文化价值观的反传统性。
塞伯朋克作品的政治观念常常是反传统的。在社会取向上，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高科技势力，反对“星球大战”和“高边疆理论”;在处世态度上，它共有某种颓废的特征。他们乐于写作关于暴力、毒品、堕胎或其它形形色色的“灰色事物”。他们设计的未来场面也常常显得冷酷怕人。
四 反对标签化和不结盟的文学立场
对于“塞伯朋克”运动是否代表了西方当代科幻文学的主流这一点，常常是学者们意见不一的问题。但对于亲身参与塞伯朋克运动的作家来说，很少有人承认自己属于这一文学派别。他们反对给自己的作品贴标签，也反对将自己纳入塞伯朋克系列。如果你能指出他们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那更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正是这种词藻华丽的大张旗鼓的争吵，使得人们忽略了那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更高的非“塞伯朋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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