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郑文光之后，大陆出现了一大批科幻作者。他们有些是科幻文学的自觉探索者，有些是计划体制下被要求来写科幻的科普作者，或少年儿童文学作者，戏称为“抓壮丁”。因为当时的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体制，苏联文学中有科幻这个门类，中国也要有。只是当时没有专门划出“科幻文学”这个单独的分类，而是将它视为科普创作或少儿作品。相应地，科幻作者的艺术贡献如果要得到承认，则需参加各级科协下属的科普作协，或以儿童文学作者的身份加入中国作协。这个惯例延续至今，使出版界一直将科幻文学视为某种儿童文学，或者某种科普作品，而其真正的家园——文学界又不承认它的价值。这种现状极大地约束着科幻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科幻作者在创作时，必须削足适履地适应出版社科普作品或少儿作品的标准。
天津的迟书昌是当时那批科幻作者中出色的一位。拜一个文抄公所赐，98年5期的《科幻世界》上刊登了他写于五十年代的《起死回生的手杖》。全国各地读者纷纷来电或来信，揭发这一抄袭行为。揭发者多为二十岁左右的新一代科幻读者，说明优秀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可以跨越时间的障碍。迟书昌还写下过《大鲸牧场》、《割掉鼻子的大象》等优秀科幻作品。
四川的童恩正是一位专业考古工作者，他经常从考古研究中发掘科幻题材。创作出了别具特色的作品。如《古庙奇人》、《雪山魔笛》、《石笋行》等。江苏的肖建亨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作者，创作有《布克的奇遇》等作品。
六十年代初以后，由于政治环境趋紧，中国科幻小说的第一次高潮在没有什么内部问题的情况下无疾而终。
这一次高潮中的作品有以下特点，第一是普遍充满朝气，这既是受当时蒸蒸日上的社会大环境感染，也是因为大家对科幻这样一种新文学样式抱着很大的探索兴趣。第二，当时的作者创作水平与读者的欣赏能力比较吻合，使科幻作品能够得到社会共鸣。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刊出以后，就曾在北京地区引起观测火星的热潮。当时社会上存在着追求科学知识的风气，而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并不高，眼界也不宽，那种浅显的科幻作品符合大众的欣赏能力。
第三，当时的科幻创作普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创作上放不开手脚，以至于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的科幻作品缺乏科幻艺术的重要特点——想像力。小说必须有矛盾冲突，安排矛盾冲突就要安排阴暗面。这在当时的普通文学中还好处理，美帝蒋匪都可以当作反面人物。而科幻作品经常要描写未来，在几十年后，这些阴影面还没有被斗倒斗垮么？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么？有这样的顾忌，许多科幻作品不得不去掉情节，写成科学技术参观记的形式。
第四，极左影响在作品中也有表现。象《割掉鼻子的大象》、《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都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创作的，故事情节有浓厚的“放卫星”的色彩，体现着当时创作上的尴尬。值得一提的是，《共产主义畅想曲》的作者郑文光先生在晚年没有掩饰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瑕疵，在其七十寿辰的纪念文集中选入这篇作品，给后来者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
三节 疯狂年代后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章
一九七六年春，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年月里，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
这次科幻高潮实际上就是上一次高潮的延续。不仅这次高潮中的主力作家仍是第一次高潮的那些位，甚至某些作品，如《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都是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完稿的。只是由于时运不济，等待了漫长的十多年才得与读者见面。正因为如此，这次高潮几乎没有经过上升期，仅两三年就达到了顶峰。
叶永烈算是第二次高潮中的“新人”。他也是一位科普作家，六十年代初参与编写了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他的科幻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于一九六二年，文革时为躲避造反派的抄查，曾将这部手稿东存西藏，使之幸免于祸。一九七八年正式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当时家长给子女必买的流行图书，并且成为新一代科幻迷的启蒙读物。十几年后作的一次科幻迷调查中，相当多的人承认该书是自己一生中读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叶永烈的科幻作品还有《金明、戈亮探案集》等作品。如今，叶永烈仍笔耕不缀，但已经不是科幻小说家，而是国内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
金涛也是此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作者。在郑文光等前辈的鼓励下，金涛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月光岛》，并且与王逢振一同主编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UFO》，及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在我消失的日子里》。在科幻小说的创作、编辑、评论、宣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
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的郑文光在这次高潮中又创下了一个新纪录：1979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该作品延续了《从地球到火星》的“事故加冒险”的故事框架。但场面更为宏大，人物更多，刻划上也更出色。当然，作品里的宇航距离也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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