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上帝自然不是基督教中的主神，而是自然规律的代称。于是，在这段议论中，艺术与科学，美与真便被摆到了一起。
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分别集中表现在科学、伦理和艺术领域。这三大基本价值彼此相关，构成一个三角形。但它绝对不是等边三角形。其中真与善、美与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连线构成两条长边，“真”与“美”之间的连线却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条短边。
先看“真”与“善”。人们只有把握客观规律，才能运用客观规律。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类拥有了科学技术，从而把握了自然规律，释放大自然拥有的力量为人类服务。一如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所言：“科学这门“宗教”的特点就是灵验。”
再看“美”与“善”。美的东西往往就是对人有用的东西。为文人墨客所歌颂的大自然，可以有花鸟鱼虫、山水草原，但绝不包括洪水猛兽在内。为人们欣赏的心理和行为，可以有智慧、勇敢、技能、幽默等多种，也绝不会包括奸盗邪淫、坑蒙拐骗在内。当今社会虽然有“病态美”的概念，但那只是文人小圈子里的一种特殊感受。社会大众仍然以客观上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为美。现实生活中，工艺美术和产品设计都可以看作美与善直接交流的领域。
唯独“真”与“美”之间，长期缺乏沟通的渠道，使“真”、“善”、“美”三者之间形成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
真
善
美
从心理学角度，科学和艺术分别植根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分别表达理性和情感两方面内容。从写作原理角度看，科学的产物最终是论说文，是科学专著、论文、实验报告，并不强调美。许多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枯燥乏味、不忍卒读，但无妨它们的学术地位。而艺术的产物则更强调抒情、意境。从受众接受过程的角度看，学习科学靠的是逻辑思维。接受艺术作品则要靠感受、领悟。
所以，科学和艺术，两者从形成到接受的全过程，都完全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从精神产品上看，科学产物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可验证性。由于具备可验证性，科学知识也就具备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性质。也就是说，科学传播以其共性为基础。不管你是否喜欢牛顿、爱因斯坦、霍金、李四光、袁隆平这些人本身，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验证，你就必须接受。美国和伊朗、朝鲜的武器专家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他们都必须依靠同样的技术原理来工作。
文艺则恰恰相反。文艺作品并不存在验证的问题。文艺作品完全不可重复，也不许重复，越具有个性的东西流传得越广。相反，模式化、套路化的文艺作品虽然永远都会大量存在，但它们得到的总是负面评价，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
也正因为极端强调个性，所以即使是伟大的艺术经典，个别读者如果不喜欢，完全可以不接受它。接受一部作品，完全不在于其是否“正确”，而在于它的趣味与个性。
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艺术家更仿佛两极，生活在两个圈子里。不仅彼此缺乏沟通，甚至因为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彼此多有嫌恶、攻讦。科学家认为艺术家情感丰富而理性衰弱。认为他们对世界的本相毫无认识，只是在作品中表达空虚的自我。在科学家组成的圈子里，不少科学工作者都认为，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去搞艺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至今仍是通行的价值观。
而艺术家们认为科学家人格欠缺，生活方式机械化，情感淡漠。从斯威夫特开始，和现代科学伴生在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里，不少人都曾撰文怦击科学。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更是明确地认为，艺术活动的心理基础不是理性，甚至由此而走上反理性的道路。所有这些对科学的批判中固然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但更有许多这类文字都是在完全不了解科学的情况下的随意发泄。
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还有自己的特殊性：近代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于是，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被包裹上“中西文化差异”的外衣而大行其道。
上面这些批判，还不是最可怕的。某些文人甚至认为，对于当今世界普遍物化、异化的现象，科学是一个重要的罪魁祸首。科学不仅不是进步动力，根本就是一种值得怀疑的社会现象。
科学与人文的这种分野，更深刻地表现在人们的职业选择中。在大陆高中进行文理分科时，常常是那些学习成绩差的，觉得理科学习困难的学生选择文科。这已经是不成文的法则了。从教师、家长，直到同学群体，文科价值弱于理科的观念根深蒂固。既然有“原罪”，也可以发明一个“原自卑”的概念。当年选择文科而没有选择理科，这个“原自卑”几乎相伴着许多文艺工作者一生，时时影响着他对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看法。
作家作为一个审美的主体，始终是带着强烈爱憎态度去感受世界、体验生活，这是作家大异于科学家（认识主体）的地方。《文学理论要略》童庆炳主编，107页。文学家和科学家的根本差别可见一斑。
正因为这种方方面面的隔绝。当人文学者谈论美的问题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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