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阵头痛袭来，不过我是不吃头痛药粉的。
于是我钻进床铺，吹口哨关了灯。
修根本就不在那里。不是别人而是我——珍妮——孤独地呆在这黑暗中。
我真想你！
选自郭建中主编“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审判》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白锡嘉 译）
阿西莫夫清晰而冷静的话语
倘若海因莱思是约翰·坎贝尔的明星作家，那么艾萨克．阿西莫夫（１９３０－１９９２）便是坎贝尔的得意门徒了，十八岁的阿西莫夫将自己的处女作交给坎贝尔，此后源源不断送稿，聆听这位《惊奇》编辑的评论和批评，直到最后坎贝尔采用他的作品。
坎贝尔给阿西莫夫指点故事的结构和故事发展的逻辑，说明作者必得想象一些读者本人未能想象到的东西，或者想象一些比读者所能想象的更深入细致的东西——最好是二者皆备。他还告诉阿西莫夫说，作者必须让读者拍案称奇。坎贝尔喜爱的令人称奇的绝招之一便是推理，尤其是当推理向世俗的智慧提出挑战的时候。
这一切与阿西莫夫的心向一拍即合。他当时是大学预科年轻的学生，描着医学院的目标，不过他后来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在波士顿医学院执教生物化学，并在１９５８年以后花费大部分时间写科普作品。即便是在十八岁的时候，他的科学知识也已是十分充实了；他的头脑善于逻辑思维，有极强的记忆能力；他对世态知之不多，对事物却有满腹才学。
他写作生涯中的一篇早期成名之作便是《黄昏》（见《科幻之路》第二卷）。坎贝尔引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一句话启发阿西莫夫：“倘若星辰在一千年之中只出现在一个夜晚，人们怎会相信和崇拜神，并一代接一代追念天堂呢！”坎贝尔说，相反，人们会发疯的。《黄昏》成了阿西莫夫最知名的短篇小说。
大致在阿西莫夫写作《黄昏》的同一时期，他开始创作一系列作品，其结果便是《基地三部曲》。该书以八个篇章考虑银河帝国瓦解的逻辑结果，篇章的篇幅从短篇故事到中篇小说长短不一，各篇章代表从故事中的“假设”演绎出来的新发展：帝国的垮台，哈里·塞尔顿基于心理历史学的预言以及他建立在银河系对立两端试图将黑暗时代从３０，０００年缩短到仅仅１，０００年的两个基地：情节和浪漫气氛与三部曲的成功关系不大——实际上所有的情节都发生在幕后，而浪漫气氛几乎见不到——然而故事以其意念的排列和颠倒给人一种侦探小说的魅力。
阿西莫夫在这时期还写作另一系列的故事；他的机器人系列最后收集在《我，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其他故事》之中（不包括较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思维的逻辑特色以及深入情节解迷的方法可能得到了最佳的体现。直到这一时期，人及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如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一直带有宗教畏惧的色彩。玛丽·雪莱①的《弗兰肯斯坦》便是个范例；当那个人形怪物转而跟他的创造者作对的时候，它就复活了一个后来的作家们觉得无法抗拒的原型。作家们想到那个疯狂的科学家，自然而然会想到人形机器、机器人、计算机，甚至史蒂文·贝内在《恶梦三号》一文中描述的简单机器也会反叛。
【① 玛丽·雪莱（１７９７—１８５１）是英国女作家，英国１９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派的著名诗人波西·比希·雪莱（１７９２--１８２２）的第二个妻子。雪莱夫妇常与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和散文家、小说家威廉·亨特交往。《弗兰肯斯坦》一书据说就是按拜伦的建议写的。】
然而，阿西莫夫认为机器造反的理由站不住脚（他的象征主义不如分析那么强）。在许多作家看来，如同亚当和夏娃受诱惑那样势所必然的事情，在他看来却是不合逻辑的。科学家干吗会造出能够伤害自己的机器呢？机器将更大的权力交在孰能无过的人类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灾难，而是意味着更多的安全装置。
这种想法的结果产生了阿西莫夫的机器入三守则：１）机器人不可伤害人，也不可通过怠工使人遭不幸；２）机器人必须服从人发给的命令，除非这样的命令与第一守则相抵触；３）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的存在，只要这种保护不与第一或第二守则相抵触。
直到头两篇机器人故事《罗比》和《推理》发表之后，第三篇《撒谎者》正在讨论的时候，这些守则才编成法典（坎贝尔说阿西莫夫提出了这些守则；阿西莫夫则说是坎贝尔制定的）。这些守则宣布之后，故事成了人和会思考的机器之问关系的逻辑发展以及三守则之中两个守则之间极其理智的冲突。
在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之后，造物的自动反叛变得不合逻辑、荒谬可笑、罗曼蒂克或者毫无新意。
坎贝尔所宣扬的并在阿西莫夫的小说中得以体现的理性精神清除了日积月累的一大批胡乱构思、粗制滥造的劣等科幻小说。坎贝尔和阿西莫夫对非理性和罗曼蒂克作品的抨击最终反被他人抨击为无感情、迷恋技术、看似理性的机器人实则是一个憨汉的形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抨击带来了思想的明晰和文风的纯洁，在此后二十年之中大大促进了科幻小说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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