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雪莉叫道。
“这东西上写着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麦克雷恩说，“它们是什么，还有一份详细的星位图，上面标有地球的位置，和它们自己星系的位置。当然这全是用它们的文字写的，奎尔是看不懂的。但他会记得它们曾经用他的语言向他解释过。”他把三件赝品放在办公桌中央。“这些东西必须放到奎尔家里去，”他对警官说，“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会看到，这将证实他的幻想。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他又抿嘴一笑，但是显得忧心忡忡，他很想知道罗尔和基勒进行得怎么样了。
蜂吗器响了。“麦克雷恩先生，很抱歉打扰您。”这是罗尔的声音，麦克雷恩一听到是罗尔的声音就僵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情况不妙，您最好亲自来看一下。跟上次一样，奎尔对药物的反应良好，他已经昏迷过去，全身放松，有接受能力。但是——”
麦克雷恩急忙奔向操作室。
道格拉斯·奎尔平躺在卫生床上，呼吸缓慢而均匀，他的眼睛半开半合，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
“我们已经开始向他提问，”罗尔说道，他脸色发白。“想弄清楚把他单枪匹马救地球的幻想植在哪个记忆阶段。可奇怪的是——”
“他们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道格拉斯·奎尔在药物的作用下迷迷糊糊的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的契约。我一直没能记起来。我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
“我想这是有点难，不过，你还是想起来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麦克雷恩暗自想道。
“它们还给了我一个卷轴以表达它们的谢意。我把它藏在家里了；我要拿给你们看。”
麦克雷恩对跟在他身后的警官说：“你看，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杀他。杀了他，它们还会来的。”
“它们还给了我一根看不见的魔杖，可以用来毁灭一切。”奎尔继续低声嘟哝道，他的眼睛闭着。“我就是用它杀了火星上的那个人的。它在我的抽屉里，在那个从火星上带来的盒子旁边。”
那位警官一语不发地走出了操作室。
“我还是把那些赝品放到一边去吧，”麦克雷恩无可奈何的自语道。他慢慢踱回自己的办公室。“包括那封联合国秘书长的感谢信，毕竟那是——”
一封真正的感谢信也许马上就会寄到了。
选自郭建中主编“世界科幻名著译丛”《赤裸的太阳》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张洁 译）
新事物
当《危险的幻想》于１９６７年出版时，《纽约人》（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出版的一期）称该书的编辑哈伦·埃利森为“新浪潮的总预言家”。这种提法有些失之偏颇，因为埃利森在该书的序言中声明他的“‘新事物’既不是朱迪思·梅丽尔的‘新事物’，也不是迈克尔·穆尔科克的‘新事物，。”然而至今每个评论家都犯有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毛病，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是有缘由的。
与在坎贝尔《惊奇》的黄金时期发表过著作的一般倾向的作家相比，所有被不分青红皂白划入“新浪潮”的作家都表现出对文风更大的关注；因此自觉注重文风而且在６０年代成名的每一位作家都被贴上新浪潮成员的标签。这类作家包括风格迥异的罗杰·泽拉兹尼、约翰·布鲁纳和塞缪尔·Ｒ·德雷尼。然而除了自觉注重文风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相似之处。
倒是其他作家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一种阴郁情绪，普遍认为境况变得每况愈下而不是愈来愈好（奥尔迪斯称之为“一种自然而又体面的绝望”）；对人类的智力缺乏信心，认为人凭智力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有时甚至认为正是人的智力将人类带入了困境；不仅不信人类可臻于完善，不信人类的基本美德，而且深信人类有致命的缺陷。作家们往往认为只能为试验而进行试验；他们往往接受甚至寻求一种无定形的东西，对于科幻小说已被接受的哲理和科幻小说所表现的形象则反其道而行之，好像是对他人心目中旧式科幻小说的基本性质，包括名称，进行着自觉的反叛。许多人倾向于称它为推测性小说。
但是，作家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变得越发明显了。埃利森的“新事物”包括约束、承担责任、抗议；鲍尔拉德的“新事物”则较为冷静：他从远距离观察并描述他笔下消极的人物。最终像埃利森和鲍尔拉德这样的作家完全脱离了科幻小说的圈子，寻求他们自己的读者。
然而讨论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的科幻小说而不说到埃利森，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完整的：他是编辑，是作家，是名人，还是个象征。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作家，他都是有抱负的作家的一个新楷模。他在克拉里恩学院的科幻小说写作班上的频频亮相加强了他的楷模作用。即便在他离去以后，哈伦主义格调将在科幻小说中贯穿始终。
埃利森（１９３４－ ）熬过痛苦的童年和烦乱而又漫长的青春时光，在青年时期他凭自己的才华难以摆脱贫困。他很早致力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写写文章，出版自己的科幻杂志，怀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在俄亥饿州立大学，他当了一年半的学生，人家说他没有才能，但是在他做过各种工作、经历了许多不幸之后，他把第一篇故事《萤火虫》卖给了《无限》，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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