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高兴，这儿整天都很冷。铁链慢慢从墙上出来。我对父亲很生气。我会做给他们看的。我会再做那次做过的事。我会大声尖叫，大声地笑。我会在墙上跑，最后我会倒挂着，笑着，到处滴绿汁，直到他们道歉说他们以前对我不好。
如果他们再想打我，我会伤害他们的，我会的。
（孙杰 译）
黑暗之心
相对而言，许多将文字技巧用来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在科幻小说领域均是新手。诚然，善于捕捉人物、形象和语言的细微差别的创作在科幻小说中并不罕见，但在科幻小说领域，由于科幻小说对人类对变革的反响十分关注，从而产生了一种观念，科幻小说创作的兴趣不得不与这一观念保持同步。
有一位名叫西里尔·Ｍ·考恩布鲁斯（１９２３－１９５８）的作家，他将艺术蕴含于前景叙说的进展之中。３０年代后期，一群热心于科幻小说的纽约青年，将自己组成未来主义者流派，考恩布鲁斯是当时最年青的一员，在所有成员中，他形成了最为独特的风格，倘若不是最多产的作家的话。弗雷德里克·波尔，另一位比他大三岁的未来主义者，十九岁就当了编辑，从他的未来主义者同伴那里购进小说，这并不是因为他忠于未来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的科幻故事数量甚少，他的伙伴们又是非常出类拔萃。在他的回忆录《未来的憧憬》中，波尔评说道：“西里尔·考恩布鲁斯生来才思敏捷，脱口成章。我发表他第一个故事时，他极年青，缺乏经验——大约只有十五岁。但是他学习故事结构写作技巧进步神速，从来不必为句子的构建而费心。”
未来主义者们也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协同创作了不少作品，考恩布鲁斯正是以一位合作者的身份取得了最大的声誉。二次大战期间，他当过步兵（“在布尔奇战役期间，他整天心惊胆颤地扛着机枪，”波尔如是说），战后考恩布鲁斯重返科幻小说创作舞台，用自己的真名写作，不再使用他和其他未来主义者们爱用的五花八门的笔名。他创作了优秀的《小黑袋》（１９５０）、《行进中的蠢货》（１９５１）、《心灵的蛀虫》（１９５０）、《无聊季节》（１９５０）、《戈麦斯》（１９５４）以及《捕鲨船》（１９５８）。
他在芝加哥的电台联合出版社担任了两年编辑，于１９５１年重操旧业，致力于写作，主要是因为科幻小说崭露头角，前景看好，部分原因是他与波尔当时的妻子朱迪思·梅里尔的合作相当成功。他们用西里尔·朱迪的笔名写了两本小说：《火星前哨》（１９５２，１９５１年在《银河》上用《火星孩童》的标题连载）、《枪手凯德》（１９５２，同年在《惊奇》上连载）。后来考恩布鲁斯协助波尔将一个二万字的开端写成一部小说，此小说于１９５２年在《银河》上以《美妙行星》之名连载，１９５３年以单行本发表，即著名的《太空商人》。那时波尔和梅里尔已离婚，正如波尔曾经提及的那样，他“受到西里尔的庇护”。
波尔和考恩布鲁斯一起又写了三本具有机智诙谐、冷嘲热讽风格的科幻小说：《搜索天空》（１９５４）、《法律雄辩家》（１９５５）、《狼毒乌头》（１９５７）以及两部非科幻小说：《小镇正在下沉》（１９５５）和《总统选举年》（１９５６），另外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其中有些是波尔在考恩布鲁斯去世后数年才完成的，其中一篇《会见》于１９７３年获雨果奖。考恩布鲁斯独自创作了《起飞》（１９５２）、《市政官》（１９５３）和《不是这个八月》（１９５５）。
１９５８年的一天，考恩布鲁斯在铲雪之后又跑步去赶火车上班，终于心脏病发作，不幸辞世。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才华横溢、充满睿智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有他那永远来不及写的、使人伤感地想到可能会成为名篇巨作的一些遗墨。他的大部分小说的核心都体现了他的疑惑、讽刺挖苦、犀利而冷峻的笔调，犹如预告黑暗即将来临。
《丹福的最幸运者》即是其中之一，此篇发表在１９５２年６月号的《银河》上，在同期刊载了用西蒙·埃斯纳的笔名发表的《美妙行星》的第一节。这一短篇小说预料一种反面乌托邦的未来社会，而民众却视作理所当然，欣然接受，同时也简明扼要地揭示入的灵魂所具有的表里不一的能力，不过，这一揭示未免使入产生误解。
《丹福的最幸运者》[美] Ｃ·Ｍ·考恩布鲁斯 著
梅的下属鲁本是位原子学家，他在第八十三层工作，当双筒望远镜闪烁一下以后随即一片昏暗时，他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他在心底里诅咒，并希望他本人不承担任何后果。从外表看，他平静如镜。他微微一笑，将望远镜交还阿尔蒙，他是鲁道尔夫的手下，维护师，八十九层的。
“双筒望远镜不太好使。”他说。
阿尔蒙将望远镜放在眼前，从护栏上方眺望，立即讷讷地咒骂，“比疯狂的安琪罗人的心还黑，唉？别介意；这里另有一副。”
这一副很寻常。透过这副双筒望远镜，鲁本细细地观察着下方丹福的一幢幢墙面似乎越来越缩小的高楼大厦以及一排排的遮檐。他内心的担忧使他无心领略首次从八十九层眺望到的远景，但是他还是喃喃地发出一声赞叹。现在得赶紧脱离这个突然变得险恶的家伙，设法弄清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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