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扳起击铁，咔嚓响了一声。
他锁好抽屉，把钥匙放回原处。他把枪暂时放在土耳其沙发的坐垫下，斜竖着放，以免子弹掉出来。然后，用昨天所剩的热情，小吻唇先生跑到浴室里，吻了他父亲的脸颊。他的脸很湿润，因早上刚刚喝过两加仑芬香的４７１１。
他们在咖啡店里吃的早餐。这种早餐与他们自己做的一样，只是咖啡店里有女招待服侍。小吻唇热情地描述亚历山大学生表演的《奥尔费奥》，爸爸则尽力显得没有屈尊的样子。当他实在装不出来时，小吻唇就会向他要一粒麻醉药丸。因为从爸爸手里得到这东西总比从街上陌生人那里得来要好。
他中午时分到了南渡口。他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高兴。天气又像谋杀那天那么好，似乎是他半夜在窗台上强迫时间倒退至昨天一样。他穿了最不显眼的短裤，手枪就放在挂在腰间的暗褐色小袋里。
阿廖娜·伊方诺夫娜正坐在鸟舍的一条板凳上，听着科劳斯小姐的喃喃细语。她的左手牢牢地抓住海报。右手在空中飞舞。她不停地乱说，就像一个哑巴在发生奇迹治愈之后，刚开始说话。
小吻唇先生走下小路，盘腿坐在那雕像的阴影里。雕像已失去了魅力。从昨天开始，在每个人看来，它就显得非常愚蠢。现在，它们仍显得很愚蠢。’韦拉扎诺穿得像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维多利亚资本家，天使穿的是天使通常穿的黄铜睡衣。
他的感觉越来越差，像堆俄罗斯沙石被几个世纪的风越刮越小。他想到要打电话给安帕罗。但是只要他的目标没有实现，安帕罗给他带来的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他看看手腕，才想起把表忘在家里了。第一国民银行正面的广告钟正指示着１２点１５分。简直不可能。
科劳斯小姐仍在说个没完。
从泽西上方天空飘过来一朵云，停在哈得逊，挡住了太阳。看不见的风轻咬着它纤细的边。云朵就像他的生命，将会在还没变成雨之前就消失了。
后来，阿廖娜沿着海边广场朝城堡走去。小吻唇偷偷地跟了他好几英里路。最后，在公园的尽头，只剩下他们俩。
“哈罗！”他说道，脸上迟疑地装出成年人要显示重要的笑容。
他直盯着他的帆布袋，但小吻唇先生并没有惊慌。他肯定是在考虑是否向自己要钱。如果小吻唇有钱的话，肯定是在小帆布袋里。手枪明显地鼓出来，但并不会让人轻易联想到是手枪。
“抱歉，”他冷冷地说：“我身无分文。”
“我向你要钱了吗？”
“你正准备要。”
阿廖娜似乎要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所以必须马上说点什么，好让他呆在那里。
“我看见你和科劳斯小姐讲过话。”
阿廖娜停了下来。
“祝贺你——你终于打开了坚冰！”
那老头半笑半皱着眉头问道：“你认识她吗？”
“晦，应该说我们注意到了她。”“我们”这个字眼是种有意的冒险。这当然无关紧要。他用手指捏着腰间挂帆布袋的绳子，让它懒散地垂直挂着，“你是否介意我问你个问题？”
“我大概会介意的。”老人脸上没有了高兴的表情。
小吻唇的笑容已没有了狡猾算计的成分。是那种对爸爸，对安帕罗，对库柏拉德小姐，对任何他喜欢的人的笑容，“你从哪里来？我是说，来自哪个国家。” “那与你无关，对吗？” “可，可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那老人（他似乎不再是阿廖娜·伊方诺夫娜）转过身，径直朝旧堡垒的圆石筒走去。
他想起门口那块匾牌——记录七百七十万移民的同一块——记载着詹尼·林德①曾在那演唱过，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① 詹尼·林德（１８２０—１８８７），瑞典歌剧团清唱剧女高音歌唱家，音域宽广，技巧成熟，被誉为“瑞典夜莺”。】
那老人解开他裤子的拉链，勃起阴茎，开始在墙角小便。小吻唇先生摸索到了袋子的绳子。显然，老头子小便了很长时间。因为，虽然绳子很难解开，但当老人撒最后的尿液时，他还是把枪拿了出来。
他把雷帽放在打开的火门上，扳了两下击铁，打开安全阀，然后开始瞄准。
那老头慢慢地拉起拉链。这时他才朝小吻唇先生望了一眼。他看到了对准他的手枪。他们隔着不到二十英尺，所以他肯定看到了。
他说了声：“哈！”甚至这句也不是对手里拿着枪的小吻唇说的，只是从他每天在海边独自苦恼的独白中猜出来的。他转身走了。
一会儿以后，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伸出手，向某个家伙要二十五美分。
（刘慧梅 译）
战后的一代
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笔下的“新生代”是种比喻的说法，他们所指的是那些观点相似，兴趣相同，写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体，而所有这些观点、兴趣、写作风格都与过去截然不同。每代入常常都拥有具有他们明显特征的共同经历，比如，一战时的迷惘的一代，２０年代禁酒时期的一代，大萧条时期饥饿的一代，二战时期实用主义的一代，越南战争产生的隔离的一代，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时代。但真正按年代划分的时期却很少被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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