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宇宙万物都有二元性。权利的对应物是什么？里科先生。”
他挑了一个我知道答案的问题。“责任，长官。”
“鼓掌。无论从实用的范畴，还是从可以用数学证明的道德范畴来说，权利和责任必须是对称的。失去平衡必然产生动荡，直至重新获得平衡，就像电流一定会在不平衡的电势之间流动一样。
允许不负责任的权利就等于散布灾难的种子，而让一个人为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事承担责任则是盲目的愚行。没有限制的民主不稳定，原因便是公民们可以随心所欲行使这种无上的权利，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只有等到悲剧酿成时（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犯下的大错。我们独有的‘投票税’，任何一个公民必须支付，但这种事却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过去的投票者拥有近乎无限制的公民权，却没有人检查他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他投票作出了荒谬的决定，那么灾难就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他的责任，不管他愿不愿意承担。他带来的灾难将把他和他的没有根基的社会体系一并埋葬。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体系只有些许不同；我们的民主不受种族、肤色、信仰、出身、财富、性别或是犯罪记录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短短的并不十分艰辛的服役期——对于我们的穴居祖先来说不过是一场轻松运动而已——来赢得公民权。但就是这小小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机制可行，因为这个机制符合实际，而别的系统的本质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公民权是人类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那些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应该敢于付出最大代价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想要行使公民权以控制这个社会的人押上他的生命——必要时牺牲生命——来拯救社会的生命。由此，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最大责任和他所行使的最高权利相互对应了。阴和阳，完美对称。”
少校继续道，“历史上每个政府都遇到反政府革命，谁能说明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遇到？尽管大家都知道，社会上始终存在怨言？”
一个年纪较大的学员抢先答道：“长官，革命是不可能的。”
“是的。但是为什么？”
“因为革命——武装起义——不仅仅需要不满，还需要攻击性。一个革命者必须乐于战斗并付出生命，不然，他就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如果你能把那些攻击性强的分离出来，把他们训练成牧羊犬，那么羊群永远不会给你制造麻烦。”
“这个比喻很好！类比总是让人怀疑，但这个比喻却很接近事实。明天给我一份数学证明。还有点儿时间，可以再讨论一个问题。你们提问，我来回答。有人吗？”
“嗯，长官，为什么不——嗯，不把这种制度推广呢？要求每个人都参军，然后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年轻人，你能恢复我的视力吗？”
“长官？不能，长官！”
“你会发现，恢复我的视力，比向某些人灌输道德和美德——社会责任——容易多了。这些人脑子里没有美德，也不想要美德，而且痛恨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才让参军这么困难，退伍又这么容易。高于家庭和部落的社会责任需要你具有想像力、奉献精神、忠诚，这些都是更高层次的德行，必须自己主动开发才能获得。硬灌下去的话是会吐出来的。强征兵员的尝试过去也做过，去图书馆读读日本战争中被洗脑的战俘的心理分析报告。下一节课带上你们自己的分析报告。”他碰了碰手表，“下课。”
瑞得让我们忙得要命。
但也很有意思。他随意分发了许多研究生论文题目，我选了一个，写了一篇论文。文中指出，十字军东征和其他大多数战争不同。瑞得少校驳回了我的论文，给我另外分配了一个题目，强制性的：证明战争和追求道德上的完美都来自同一通过基因遗传的内在动力。我的论文概要如下：所有战争均起源于人口压力。（是的，甚至十字军东征也是如此，不过你必须深入调查贸易路线和出生率以及其他一些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道德——所有正确的道德规范——来源于生存本能，道德行为是超越个人水平之上的生存行为，比如一位父亲可以牺牲自己以拯救他的孩子。人口压力的本质也正是和他人争夺生存权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战争源于人口压力，也就是说它发源于这样一个遗传本能，正是这个本能创造了所有适合人类的道德规范。
再核查结论：既然缓解人口压力能够消除战争（同时消除了在战争中明显存在的人口屠杀的邪恶），我们能不能通过建立一套道德准则，将人口的增长限制在当地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先不讨论计划生育的有效性，观察下述事实即可明白上述提议是否可行：任何停止增长的物种最终会被继续增长的其他物种所取代。历史上曾经有些人类种族尝试过控制人口增长，结果是其他种族过来了，将他们吞没了。
退一步讲，假设人类达到了出生和死亡之间的平衡，人口数量刚好适合地球上的资源，因而也就实现了和平。又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下个星期三吧），虫族就会入侵，杀光那个高唱《不再学习打仗》的种族，宇宙随后就会把我们忘记。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要么我们扩张，消灭虫族，要么是它们扩张，消灭我们——因为这两个种族都既强悍又聪明，而且同样需要地盘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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