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因为它始于去年八月的酷热之中。当时一个逆流层在多伦多空中悬停了很长时间①，政府还为此发布了空气质量警告。我以为一旦离开城市到我们的乡间小屋去度假，咳嗽就会不治而愈。事实上我们去乡下时它确实停了。
但当我们再次回到南部，咳嗽又回来了。可是我仍然没把它当回事。
直到有一天我咳血了。
尽管只有一点点。我在冬天擤鼻子时，经常会有血丝掺杂在鼻涕中，这是因为空气太干燥了。但现在是多伦多闷热的夏天，我也没有擤鼻涕。血混杂在痰里，它来自胸腔深处，经过上腭，从我的舌尖滑落到面巾纸上。
【①在对流层大气中，一般大气温度随高度升高而降低，因此我们将温度随高度增加的现象称为逆流层。它导致气流无法向上对流，导致污染物无法向上扩散。】
带有血丝的痰。
我注意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它没有再出现过，所以我很快又把它忘了。
直到九月底它再次发生。
如果我稍微重视点的话，我本该发现我的咳嗽越来越频繁了。我是古生物学部门的主任，我本该向后勤部门的家伙抱怨一下空气太干燥，到处飘浮着矿物灰尘。
这一次我的痰里有很多血。
而且第二天更多。
然后是第三天。终于我定了个时间去见纳古奇医生。
霍勒斯的幻影在下午四点左右离开。我一般工作到五点，所以我走——用跌跌撞撞可能更贴切些——回我的办公室，坐了下来，愣了几分钟。电话响个不停，我只好把线拔了。似乎全世界的媒体都想采访我这个和外星人单独相处过的人。我让部门助理黛纳将我的电话统统转到多罗迪博士的办公室。克里斯蒂擅长应付媒体。随后，我意识到必须保留一份材料来记录所有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我打开电脑开始录入。狂敲键盘将近一小时后，我从工作人员出口离开了博物馆。
博物馆外面已经聚起了一大堆人——但走运的是，他们都等在大门附近，离工作人员出口有半条街。我匆匆寻找今天早些时候飞船降落的痕迹，可是那儿什么都没留下。随后我急急忙忙顺着水泥楼梯下到贴着令人作呕的米黄色瓷砖的博物馆地铁站。
上下班高峰期，大多数人都会乘开往北面郊区的车。我却跟往常一样登上往南去的地铁，先到学院路，在那儿沿环线到联合车站，最后顺着扬基线一直往北到北约克中心。这显然不是一条直路，但却能保证我一直有座位。我的症状太明显，人们通常会给我让座，但我和布兰奇·杜布瓦①不同，不愿意依靠陌生人的帮助。我的包里带了张Zip盘，里头存着和工作有关的文件。我想顺便读读手头一些样稿，却发现自己根本看不进去。
一个外星人来过多伦多。一个真正的外星人。
真让人难以置信。
趁着四十五分钟的地铁之旅，我又把整个过程理了一遍。眼看身边无数张脸——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年纪，这是多伦多的真实写照——我不禁想到，今天的经历对人类历史会产生多大冲击。我不知道我和拉尔布两人究竟谁会被载入百科全书。外星人是来找我的——至少是我这个位置上的人——但他第一句话(我已经抽空看过了监控录像带)却是对拉尔布说的。
很多人在联合车站下车，在布拉站下得就更多了。地铁到整条线的倒数第二站北约克中心时，车上每个想坐下的人都可以找到座位。但总有小部分乘客站了差不多整个旅程之后，对出现的空座视而不见，显得我们这些找到地方放臀部的人属于体弱一族。
我出了地铁站。这儿的墙上贴着白色瓷砖，对胃部的刺激比博物馆站那儿小多了。我就出生在这里。当时北约克还是个小镇，后来变成区，接着变成城市，最后随着哈里斯政府一声令下，它和其他卫星城镇一起被并入大多伦多地区。我走过四个街区——两个往西走，两个往北走——从北约克中心到了我们位于爱丽舍街的家。篱笆上的番红花已经探出了脑袋，白天明显得变长了。
【①电影《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人公。】
与往常一样，在西帕德莱斯利的一间公司做会计的苏珊已经到家了，还从课后儿童看护中心接回了里奇。她正在做晚饭。
苏珊娘家姓科瓦斯基，她父母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从波兰一个难民营移民到了加拿大。她有棕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小巧的鼻子，上门牙间有一条惹人爱的小缝。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我很高兴她一直保持着那种颜色。在六十年代，我们都爱听“妈妈爸爸”、“西蒙和加冯克尔”、“彼得、保罗和玛丽”①。现在我们一起听新乡村音乐，包括黛安娜·卡特、玛蒂娜·麦克布莱德和莎莉亚·特万②。我到家时收音机里正放着莎莉亚的最新歌曲。
我别无所求，我享受这样的生活：回到家，听着收音机里传来柔和的音乐，闻着烹调晚餐的味道，看着里奇在楼梯上蹦着从地下室上来，等着苏珊从厨房里出来给我一个吻——她现在正亲我呢。“你好，亲爱的。”她说，“今天过得怎么样?”
她还不知道。她还没有听说。我知道她的老板帕苏德不让员工上班时听收音机，而且苏珊在车里不听收音机，只听录在磁带上的书。我看了眼手表，五点五十，离霍勒斯离开还不到两小时。“挺好的。”我说，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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