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决策人员似乎喜欢我的想法，但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音。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想，既然我已经把情节的构思准备工作都做了，我干脆把它写成小说得了。于是，我写了《太阳的儿子》这篇小说，并把它卖给了《模拟》杂志。1977年3月，我的这篇小说在该杂志上发表。第二年，这篇小说被收入《1978年度世界最佳科幻小说集》里，我也因此收到环球电影公司属下一家制片厂的来信，询问是否可以购买这篇小说的电视和电影版权。这家制片厂后来支付了1年期限购买权的费用。我随后与制片厂通了数封信，告诉他们把这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可能性，并罗列了近20个其他可以写成电视连续剧的重要题材。
可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环球公司属下的那家制片厂在那一年还没有结束便宣告解体，他们的购买权也因此而自动失效。几年之后，我写好并出版了其他6本书后，决定顺着《太阳的儿子》的结局继续写下去。我当时的想法是，这篇小说之所以在电视连续剧问题上遇到障碍，是由于制片商们还不能看到其他戏剧性情节的发展。《太阳的儿子》开头部分有一张约翰逊读到的便条，上面提到了那场危机——“你刚使这个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你记不得……”现在看来，在《太阳的儿子》里写这么一句话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在那时，我脑子里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写“使这个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故事。只是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我掌握了一条原则，即：最棘手的问题可编织成最精彩的故事。据此原则，我写了《世界的末日》这篇小说，描写这个世界是怎样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的末日》后来发表在《模拟》杂志上。
紧接此后，我在较短的时间里分别写出了《富豪的野心》、《智慧的较量》、《时代的女英》和《河边的鬼火》4篇小说，它们全都刊载在《模拟》杂志上。在写所有这些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些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写故事时，要把一切写得仿佛是由一架摄影机拍摄下来那样客观自然，不带任何主观推测的成分。这种写作方法，我早在写作《太阳的儿子》时就采纳使用了。我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这种写作手法一定会使那些对我作品可能会感兴趣的电影、电视制作人，看到它们适宜于拍电影、拍电视的特性；再者，这种写作手法不管怎么说，也是对我写作技巧上的一种挑战。为了使这些短篇小说连贯串通起来，我在写每一篇短篇小说时，还特意为每一篇写了一个富于戏剧味道的开场景，这样一来，不管是连载性的小说，还是电视连续剧，它们每一篇，或者每一集都有一个明确说明连载或连续性质的情景。这种做法套用电视术语的话，可称做“玩笑式的引子”；在这本书里，它成了全书的《序曲：笼中人》。
我向自己提出的第二个挑战比第一个挑战容易些，即让所有短篇小说的标题相对称。我不知道这些标题在汉语中读上去怎么样，但在英语中，它们有着相同的格式：名词＋1个修饰它的of介词短语。我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这些标题，尤其是最后一篇。在这一篇里，随着困难的层层叠加，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于是，我仔细地考察了一下约翰逊的困境，并问自己，为什么约翰逊相信他看到的那些便条，为什么约翰逊在最后一部分里对那张便条和他自己的精神健全情况提出质疑，为什么约翰逊决定去找心理咨询和治疗？
此外，我在每篇小说里还就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描述和探索。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对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被众多的问题所困扰：能源短缺、政治领导、恐怖主义活动、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等。小说中提及这些问题后，我都得为它们想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法，而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小说主人公约翰逊身上。这并不是说，比尔·约翰逊可以靠他一个人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说，他可以说服其他人相信：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他们自己有利，也对整个人类有利。当年在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官员们探讨将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时，我就曾经对他们说，过多的电视节目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对我们所有的其他人来说，这个世界是靠了千百万富翁、詹姆斯·邦德（007）和超人之类的英雄才得到了拯救。我还告诉他们，我要创作的是一部没有任何英雄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主人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有着美国人中最常见的姓和名。他在所有的故事里面，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引发和促动他人做出反应，并向人们说明（包括读者以及我曾希望过的电视观众）每个人有责任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有效的办法，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向读者传递这些信息上取得了成功。《危机》一书于1986年由美国托尔书局以小说形式出版。书评在评论这本书时，既没有提及本书照相机镜头直观拍摄式的写作手法，也没有谈到本书各节的六个标题，甚至连本书的叙述策略也未曾提到。这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科幻小说评论的现状。
还有，小说出版之后，从未有任何电视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有关购买它的电视剧版权问题，尽管任何人打开书，都可以在目录一页上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六个部分是以“集”的形式标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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