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够看见街对面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的席勒大学大门。大门外边有卡尔·马克思的一尊半身雕塑像。一块铜匾上的文字说明马克思曾在１８４１年在这里的哲学系任教。莫伦茨希望那位大胡子哲学家在讲课时倒地死去。这样他就去不了伦敦，也写不出（资本论），这样莫伦茨现在就用不着远离家乡去经历他的苦难了。
星期三。
凌晨１ 点钟，一个封了口的棕色大信封送到了多姆旅馆的赫尔曼手中。他还没有睡下。信封里有三张大照片，其中两张是两颗９ 毫米子弹，另一张是一套指纹和手印。他决定不把照片寄往布拉赫，而是天亮后亲自把它们带过去。如果子弹上的那些细微痕迹以及指纹是相符的，那么他将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去告诉谁呢？告诉多少呢？如果那个莫伦茨会露面……上午９ 点钟他搭上第一班飞机回到了慕尼黑。
上午１０点钟，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在柏林又一次核对了她在追踪的那个人的日程。她被告知，他正在爱尔福特的军营里。他将在今天晚上赴波茨坦。明天他将飞回莫斯科。
我会跟着你的，你这个狗杂种，她想道。
上午１１点半，布鲁诺·莫伦茨从他一直在消磨时间的那家酒吧的桌子旁站起身，走向他的汽车。他的内心笼罩着恐惧。那天上午他的领带没有结好，他也不敢面对剃须刀。灰色的胡茬覆盖着他的脸颊和下巴。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要去蔡斯工厂的会议室里洽谈光学镜头的商人。他小心地驾车出了市区，朝西往魏玛驶去。那个路边停车处在３ 英里之外。
它比昨天的路边停车处更大，由种植在公路两旁的枝叶繁茂的榉树遮掩着。在这个路边停车处的对面林中，是慕尔塔珀尔咖啡屋。附近似乎没有人。咖啡屋顾客不多。在１２点差５ 分时，他驾车驶人路边停车处，取出了工具箱，又打开了发动机盖。１２点零２ 分，那辆加斯吉普车驶上砾石路面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那个人穿着宽松的棉布部队工作服和一双齐膝皮靴，佩着下士肩章，还戴着一顶遮住了他的眼睛的军便帽。他迈步朝宝马走了过来。
“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也许我有一套更好的工具。”他说。他把那只木头工具箱放进引擎罩内的汽缸上，一只乌黑的拇指啪地一声打开了箱盖，里面有一排扳手。
“嗯，神秘鬼魂，最近好吗？”他轻声问。英伦茨又一次感到口干。
“很好。”他耳语着回答了一声。他把那些扳手拨到一边。那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手册就在下面。俄罗斯人拿起一把扳手把那只松动的螺帽拧紧了。莫伦茨把那本书拿出来，塞进他的轻便雨衣内，并用左臂把它夹在了腋下。俄罗斯人放回扳手，合上了工具箱盖。
“我要走了，”他轻轻地说，“等我１０分钟，让我走远。谢谢。也许有人在观察着呢。”
他伸直身体，挥挥右手，走回他那辆吉普车去了。车上的发动机仍在运转。莫伦茨站起来朝他的后背挥挥手。“谢谢。”他叫道。吉普车开走了，开回爱尔福特去。莫伦茨感到很虚弱。他想离开那里。他需要喝酒。他等会儿还要停车，把那本手册转移到电瓶下的空格里。可是现在他想喝点东西。他继续把手册夹在腋下，放下发动机盖，把工具放回行李箱，盖上行李箱，坐进了轿车。那只旅行酒瓶在车门的手套盒里。他取出来，满意地喝下了一大口酒。５ 分钟之后，他的自信心恢复了，他调转车头返回耶拿。他已经发现了另一个路边停车处，在耶拿城外，就在进人回到国境线的高速公路连接路之前。他将在那里停车，藏好那本手册。
撞车甚至不是他的过失。在耶拿以南的斯塔特罗达郊区，当他正行驶于住宅小区那些巨大、丑陋的公寓楼之间时，那辆特拉巴特小轿车突然间从一条支线路窜了出来。他差不多就可以及时刹住了，但他的反应能力已经不好了。宽大强壮的宝马撞上了那辆东德小汽车的车尾。莫伦茨几乎立即惊慌失措，这是一个陷阱吗？那小轿车的司机是秘密警察吗？那人钻出汽车，盯了一下他那被撞坏了的车尾，冲向宝马。他长着一张瘦瘦的、平庸的脸，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喊道。“该死的西方人，你以为你可以像疯子一样开车吗？”
他的西装翻领上挂着一枚小小圆圆的社会主义团结党党徽。是一名党员。莫伦茨用左臂夹紧那本手册，钻出汽车并掏出一叠钱。当然，是东德马克；他不能拿出西德马克，那又会是一次冒犯。看热闹的人开始朝现场聚集。
“哦，对不起，”莫伦茨说，“我赔付损坏。这些钱应该是足足有余。可我现在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愤怒的东德人瞟了一眼纸币。这确实是厚厚的一叠钱。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为这辆车我得等上４ 年。”
“车可以修好的。”站在旁边的另一个男人说。
“不，才修不好呢，”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说，“必须回到厂里去修才行。”
现在围上来看热闹的人大概有２０个了。这个工业住宅区里的生活很单调，一辆宝马轿车是值得一看的。就在这时候，一辆警车过来了。是例行巡逻，但莫伦茨开始发抖。警察们下了汽车，一名警察看了看撞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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