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或挂牌特工，其真实身份是众所周知的。曾几何时，使馆里有这样的一位情报官，工作起来如同梦境般地美好。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不满政治现状者以及任何怀有其他希望者，知道应该找谁吐露苦水和哀怨，如同找一位神父去作忏悔一样。由此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和一些很有价值的投诚者。
现在这位高级外交官所说的意思是，他再也不要这种情报官了，再也不向他们提供职位了。他现在要维持他的部门的优良传统，即不去抚慰任何非英国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罗伯特，但作为秘情局局长，我在任期内不能，而且也不会去清洗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干得很好的高级情报官。”
“为他们另找一些职位吧！”罗伯特爵士提议。“在中美洲、南美洲、非洲……”
“我总不能把他们放到布隆迪，让他们干到退休吧。”
“那就找些内勤工作好了。在国内。”
“你是指那些没有吸弓旧的工作吧？”局长说。“大多数人是不愿干的。”
“那只能让他们提早退休了。”外交官流畅地说。他又一次俯身向前。
“马克，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关于这件事，‘五名智者’与我持相同的观点，这是肯定的，我自己算是一个。当然，我们会同意支付慷慨的补偿，但是……”
“五名智者”是指不管部、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和财政部的五名常务副大臣。这五个人在政府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的其中一个权力就是任命或向首相推荐秘密情报局局长和保安局（ＭＩ－５ 局）局长。马克爵士感到很不高兴，但他清楚地知晓权力的现实。他将不得不做出让步。
“那好吧，可我需要议程指导。”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局长，他想让他的部下看到他的主张遭到否决。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很会说话；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指导马上就可安排。”他说。“我会请其他智者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届时我们要针对新形势制订一些新规定。我的建议是，根据要执行的那些新规定，你要怂恿那些律师们称之为的‘优等行动’，并由此建立样板法院。”
“什么优等行动？什么样板法院？你在说些什么呀？”马克爵士问。
“一个先例，我亲爱的马克。搞成一个先例，然后推广至全体人员。”
“一个替罪羊？”
“这样说太难听了。提前退休能拿到丰厚的年金恐怕不能被称为是牺牲品吧。
你选一个能够提早退休又不致引起异议的情报官，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这样就可以搞成一个先例了。”
“一名情报官，你心里有谱吗？”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竖起手指，凝视着天花板。
“嗯，总是那个山姆·麦克里迪。”
当然了，“骗术大师”。自从三个月之前他在加勒比海表现出来的充满活力的积极性，如果算是不正宗的话，那么马克爵士已经明白，外交部认为麦克里迪是属于某一类放荡不羁的中亚可汗，行为古怪。唉，这个……倒霉的家伙。
马克爵士坐汽车返回泰晤士河对岸的秘密情报局总部——世纪大厦。他的内心在深深地反省着。他知道外交部的那位高官并不是仅仅“建议”山姆·麦克里迪下岗，他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从局长的观点来看，这是他所得到的最难以执行的命令。
１９８３年，当山姆·麦克里迪被选拔为ＤＤ科科长时，马克爵士是一名副处长。他与麦克里迪是同时代人，官衔只比他高半级。他喜欢这位由局长阿瑟爵士选拔到新岗位上的离奇古怪、富有个性的特工，但当时大家也全都喜欢他。
此后不久，马克爵士被派往远东工作三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１９８６年回来后升为副局长。阿瑟爵士退休后来了一位新局长坐到了这个宝座上。马克爵士是在前一年接替了他的。
在赴中国工作之前，马克爵士与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山姆·麦克里迪是干不长的。这位骗术大师就像是一颗粗糙的钻石，难以适应世纪大厦机关内部的各种规矩和条条框框。
其中一件事是，各地区性科室谁也不愿仁慈地对待这位新人在他们戒备森严的领域里辛苦地开展行动。争抢地盘的矛盾只能由圆滑的交际人员去解决，不管麦克里迪如何聪明，但从来没见过他在处理那种事情。另一方面，衣着随便的麦克里迪很难融人西装笔挺的高级情报官员的圈子，而且他们大都是英国享有盛名的公学毕业生。
使马克爵士感到惊奇的是，当他回到英国时，他发现山姆·麦克里迪却像谚语中的绿色月桂树般地茁壮成长着。他似乎干得得心应手，部下对他服服帖帖、忠心耿耿，同时在他请求帮助时也没有得罪那些即使是最死硬的“地盘派”科长们。
在其他外勤特工回国休假和汇报工作时，麦克里迪能用行话和隐语与他们交谈，由此好像积累起大量的情报资料。毫无疑问，根据不需要知道的原则，许多情报是不应该向他吐露的。众所周知，他能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这种同志间的友情并不是高级情报官经常能够得到的，但他偶尔能请他们协助实施电话窃听或邮件截取，而其他科长们还在忙于为这种事情填写申请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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