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报告是他在退出帐篷前所听到的一次谈话的一半。该报告不是通过在的黎波里的英国使馆传递，因为使馆被日夜监视着。而是送往开罗，是一个星期后到达的。从开罗它被送到了伦敦，因为相当重要，所以它被直接交到了秘情局头头那里。
“卡扎菲想干什么？”局长在听取了报告后问道。
“听起来似乎他答应了要把炸药和武器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爱尔兰共和军，”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他刚刚在这个月里由局长助理升为副局长。“这至少应该是这次偷听到的谈话的惟一的解释。”
“他是如何答应赠送的？”
“显然是通过一名飞到利比亚去的爱尔兰教士。”
“我们知道是哪一个教士吗？”
“不知道，先生。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士。有可能是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用的一种身份掩护。但赠送似乎是来自于卡扎菲。”
“好。嗯，我们必须查明这位神秘的牧师的身份。我要告诉ＭＩ－５ 局，并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知道任何情况。如果该教士在北方，那么他属于他们的范畴。如果他在南方或其他地方，那么由我们去对付他。”
ＭＩ－５ 局即英国保安局，是反间谍机构，负责在英国领土北爱尔兰的反恐怖任务。秘情局主管各地，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即南方的情报或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
当天，秘情局局长与他的同事——ＭＩ－５ 局总局长一起吃中饭。坐在饭桌上的第三个人是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是向不管部发出警告。两天后，ＭＩ－５ 局的一次行动结果带来了那幅拼图的第二片情报。
这事原先根本没有预见到，这只是工作中的某一次偶然的好运气。一名年轻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驾着一辆行李箱内放着一支阿马利特步枪的轿车，出乎意料地遇上了一处由皇家北爱尔兰警察设置的路障检查站。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担心车上的步枪会使他在梅兹监狱里蹲上几年，于是他试图闯过关卡。
他差不多就成功了。假如他经验更丰富些，他也许可以成功，在这辆偷来的汽车窜上前来时，路障处的那位中士和两名警察不得不跳到了一边。但站在后面的第四名警官端起他的步枪，朝疾驰而去的那辆轿车发射了四颗子弹。其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小伙子的头颅。
他只是一名送信的小青年，但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应该获得一次享有军荣的厚葬。葬礼在死者家乡的村庄举行；那是在南阿马的一个小地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得到了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的抚慰并被要求做一件好事。他们是否同意让一名来访的教士作为该家庭的多年老朋友，代替教区牧师主持葬礼仪式？这个家庭的成员全都是强硬的共和党人，且有另一个儿子因谋杀罪而被判终生监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仪式及时地由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主持了。
关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北爱尔兰被埋葬时的一个小小的已知事实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往往把葬礼作为一次会面的机会，互相交流情况。仪式受爱尔兰共和军“铁杆人员”的极为严密的控制。每一位哀悼者——男人、女人和孩子，全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的拥护者。在南阿马、费尔马纳和南泰隆，有些小村庄的全体村民都是狂热的支持者。
即使在仪式中使用了电视摄像机，但爱尔兰共和军的头头们能避免被观众分辩出他们说话的口型变化，从而轻声低语地讨论计划、作出决定、交流信息，或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一名英国士兵或皇家北爱尔兰警察，即使想走近参加葬礼的人群，也会引起一场骚乱甚至是那名士兵或警察被杀死，这种事情已经有过证明。因此，监视的手段是长焦距的照相机，但这种设备无法听到从嘴边咕哝出来的谈话声。所以爱尔兰共和军常利用神圣的葬礼来计划进一步的破坏行动。英国人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很快行动起来了。有人曾说过，一名英国绅士所获悉的最重要的事情，正是在它停止作为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所以英国人对棺材实施窃听。
葬礼前夜在巴里克莱恩，两名穿便衣的英国特别空勤团士兵闯进了摆放着那口空棺材的葬礼厅。那具尸体，按爱尔兰传统，仍摊放在街那边那户人家的前厅里。
其中一名士兵是电子专家，另一名是熟练的木匠和漆匠。一个小时之内，那只窃听器被植入了棺木里面。窃听器的使用寿命不长，因为次日午前它将被埋入地下６ 英尺处。
第二天，在村庄上面山腰上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特空团官兵们监视着这场葬礼，一架镜头像火箭筒那样的照相机拍摄了在场的每一张脸面。另一名战士监听着来自棺材木料中那件设备发出的声音；现在灵枢正穿越村里的街巷进人教堂。那件设备录制了整个葬礼仪式的声音，战士们注视着那口棺木重新出现并被送往那处空墓穴。
那教士的黑色长袍在晨风中翻卷着，他拖长音调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把一撮泥土撒在了正被吊下去的棺材上。泥土落到棺木上的声音把负责监听的士兵吓了一跳，声音太响了。在墓穴上方站在德莫特·奥布赖恩身旁的那个人是英国人所知道的，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他们低下头颅，隐藏着嘴唇开始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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