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后，我和一毛拿着手里的那点复员费到了北京，加入了倒爷们的行列，最初我们是从乡下收来几百颗鸡蛋、小心翼翼搬回城里换粮票，后来发展到缺什么倒什么、什么紧俏就倒什么。
随着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普及，我们渐渐的发现这倒买倒卖是越来越难做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于是一毛就决定，做一名国际倒爷，我对俄罗斯不感冒，一心想去广州进点衣服，电子表什么回来倒腾倒腾，听说那边电子表都是论斤卖的。
最后我俩一合计，就在绣水街租了套店铺，起名儿叫“棉庄”主要倒腾些服装之类的，作为我们的北京办事处，由我在国内坐镇，一毛负责北上俄罗斯，从那些老毛子手里挣钱。当时从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成了一毛的主要交通工具。用他的话说，他对这趟列车熟悉得如同回乡的乡间小路一般。
这天没什么生意，我就更旁边几家店铺老板一起玩牌，正玩的起劲呢，就感觉旁边站了个人，抬眼一瞅，一毛正站在我边呢，灰头土脸的。我就觉得奇怪，这刚走没多少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哟，列宁同志回来了，这次货卖的够快的啊，看来这苏联老大哥的钱就是好挣！”我丢下手中的牌，示意旁边一人替我玩几把。
可一毛完全没了往日的神气，就跟刚死了老爹似的，一脸的苦大愁深。我知道事情肯定有变，正好快到饭点儿了，于是拉住他就往平日里那家我们经常去的饭店走，“走走走，给我们的列宁同志接风。”
到了饭馆，等菜都上齐了，我给一毛倒了一杯酒，这才问他，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这趟有什么不顺利？一毛一口干了酒杯里的酒，“这下全他娘的折了，这次带去的货全给老毛子抢了，今年一年算是白干了。”我忙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好好的就给人抢了呢？
一毛又自己干了一杯，才慢慢的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原来的时候列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一毛这些国际倒爷们就拎着皮夹克，羽绒服等蜂拥而下，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货既好卖又不费劲。几次下来有经验之后，一毛就和我商量，这次去的时候就进了两倍的货，准备好好的赚上一笔。可是去了以后发现，这次进的这批货全是假冒伪劣产品，那衣服扣子都是用胶水沾上去的，羽绒服里边也根本不是羽绒，卖出去没几件就纷纷有人上门退货，再加上旁边一些同行倒爷们一起哄，原本的退货就发展成了明抢。虽说一毛有两下子，但是双全难敌死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没多会功夫，慢慢几大袋子货全给抢劫一空。
我听他这么一说，这事我自己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一毛，毕竟当时我们当时是一起去进货的，可谁也没想到被人给阴了啊，于是急忙安慰一毛，“这次只是给敌人钻了空子，内部出现了叛徒，不用太难过，以后咱们还是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悬滴，不能再给敌人可趁之机。”
“我方一毛就是觉得对不起您赵庄主，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本想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来着，没想到……”
“方一毛同志，你这样想就不对了，党和人民是没有忘记你滴，不要计较一寸一地的得失嘛，面包总会有的。不就是白干一年么，还会比咱刚退伍出来那会难？”我拍着一毛的肩膀安慰他。
酒过三巡，一毛突然神神秘秘的对我说，“其实这次去俄罗斯也不是一无所获，还遇到个好买卖，关键看你赵庄主点不点头，如果这买卖办成了，咱们的损失能回来不谈，还能赚上一笔的。”
我一听也来了兴趣了，这是好事儿啊，就问一毛是什么买卖。一毛就跟我说，他这次去俄罗斯，在火车上碰到一位香港富商，叫秦子啸，交谈之下得知这姓秦的老爹快不行了，正四处找人选佳穴呢，可现在这社会上到处都是些欺世盗名的人，找了好几个，没说几句就露了怯了，如果能找到符合要求的高人，他愿意出大价钱。
一听说是找地儿葬人的勾当，又有大价钱，一毛当时就想到我了，当即说他有位朋友是“踏穴”的高手，祖上世代都是做这买卖的，但是只替有缘人踏穴，如果没缘分，就是你出价再高也不肯出山，把我硬生生的捧成了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世外高人。那个富商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也很高兴，提出一定要一毛给他引荐，一毛也留了个心眼，要了个联系方式，说如果高人同意就通知他。
我一听说是要给资本主义老港农踏穴，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就对一毛说，“你不是崇洋媚外，投敌判国了吧？”
“哎，赵庄主，你说这话可就没劲儿了啊，我这叫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香港人民，再说了挣谁的钱不是挣啊？如果这事咱能办成了，他愿意出这个数。”说着一毛竖起了两根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说你是越活越回去了啊？区区两千块就想让老子投敌判国？你也不看……”我装做不屑的扫了一毛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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