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问：“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没有问题？”
杜律师笑着说：“没有。我和公诉人一样相信那是个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来装某种生物制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东西。”他着重念出最后四个字。
接着传唤的证人是天力公司那个实验室的辅助人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看穿戴风度属于蓝领阶层，文化水平不高。面对法庭显得很窘迫，不大敢抬头，有时她向被告溜一眼，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对今天来作证很愧疚似的。显然她过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旧日的惯性。
“姓名和职业。”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总实验室当勤杂工。”她解释道，“那个实验室只有梅董和孙总用，俺们私下里都叫它老总实验室。”
“有几个勤杂工？”
“五个。”
“你们在实验室都干些什么日常工作？”
“俺们干的都是力气活，搬搬运运，打扫卫生，也从别的车间往这儿运动物细胞，一般都是桶装，要加到生物反应器里。”
“你们见过生物反应器的制成品吗？”
“没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干的，梅董不在时孙总干。”
“你知道生物反应器和液氮冷藏箱里装的是什么吗？”
胡翠花胆怯地看看梅茵，有点勉强地说：“不知道。直到孤儿院出了天花，警察来实验室取样本，才听说里面是天花病毒。别人说那很危险的，得着就死。”
旁听席上又起了一阵骚动。梅茵把两个无知工人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一直对她们隐瞒病毒的真相，实在太残忍。公诉人满意地说：
“好，我没问题了。”
杜律师聪明地感受到下边的情绪（不满，甚至是厌恶），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这件事描黑。他问：
“请问，梅茵博士对你们采取什么防护措施了吗？比如防护服、密封面罩、进出实验室的消毒？”
“没有，啥也没有啊。俺们都奇怪呢，别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个整天在里面，连口罩都没带过，咋也没得病？”
“梅博士，还有偶尔去的孙总，是否穿防护服？”
胡翠花老老实实地说：“不，他们也从没穿过。别人说梅董坏话时，我就拿这事为她辩解，我说梅董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比俺们还长，工人下班后，她一个人老是在里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传染？”
“好，我没问题了。”
法庭传唤下一个证人。
“姓名和职业。”
“我叫薛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经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在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告诉你，这个实验室里存有变异的、有可能产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对不对？”
“对。”
“疫情发生前，被告曾带你参观过实验室？”
“对。她是想劝我到这儿工作，接手这项研究，我没有立即答应。”
“能否告诉法庭，你为什么没有答应？”
“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必要，但人工诱导病毒产生致病性，有相当的危险性，应该经过充分的公开的安全论证，不应是私人性质的研究。当然后来我知道，梅茵老师当时并没有告诉我真相。她所说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并不是变异白痘，而是天花。”
“那天她打开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应器了吗？”
薛愈犹豫一会儿回答：“那天我在实验室停的时间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开过。”
“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问被告方，杜律师很干脆地说：“没有问题。”
法庭质证又进行了一会儿，这个案件的脉络已经相当清楚了。双方做法庭辩论和总结性陈述。公诉人说：
“被告在一个开放式实验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险的四级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从而导致这次疫情。这些犯罪事实证据确凿。至于被告从俄罗斯非法运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实，由于证人斯捷布什金已于15年前死亡，无法得到确凿的证言。但我们认为，俄国克拉索诺警方、张军、胡翠花等人的证言，包括实验室确实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实，已经构成了明确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对其偷运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实做出合理的推论。”
他对审判的进展很满意，公诉陈述清晰有力，已经在三位审判员和听众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师，截止目前为止，被告方律师一直采取守势，却一直摆着一副处变不惊、胸有成竹的样子。庭审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还会能使出什么惊人的招数不成？
轮到被告方做总结性陈述，旁听席上忽然有轻微的骚动。一个白人老者被一个白人中年女子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进法庭。他满头银发，白须飘飘，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项上带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画中描绘的一个戒斋苦修的先知。五个带同样十字架的外国旁听者看见了，连忙离席迎接，把他俩安顿到中间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义父抱病前来，眼睛湿润了。她担心义父的身体，远远地用目光询问。老人向她摆摆手，又点点头，示意她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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