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第一个夺走的就是我的信仰。”
“唉，”伊莱扎克牧师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明白你在这里总是受欢迎的。”
“是的，我知道。谢谢你，但我帮不上你的忙。”
同一晚，我去了白色的小礼拜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那——去和上帝讨论问题。
那是幢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弧线型的内墙让你必须绕个圈子才能进入中心。我猜你会说它是神圣的，但祭坛上的十字架激怒了我。都说上帝是正直的、真实的，可他却从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
我坐在那盯着十字架看了很久，直到我鼓起勇气说：“你说你就是答案。”
我是答案，十字架说。
“我父亲被恐惧击倒了。对恰卡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活着的恐奇*书*电&子^书惧。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就是答案。
“我们成了难民，靠白佬的救济生活，我母亲种玉米，我妹妹在路边卖烤玉米。告诉我你的回答。”
我就是答案。
“外星生物已经夺走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即使这样，它还想要更多，什么都不能阻止它。告诉我，你的答案。”
我就是答案。“你说你是所有人的需要和问题的答案，但这是什么意思？你回答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我就是答案，寂静，悬挂着的十字架说。
“这不是答案！”我朝着十字架尖叫着，“你甚至都不明白我的问题，你怎么会是答案？你有什么力量？没有。你什么也不会做！他们需要的是我，不是你。我要去做你做不了的事。”
我没有从礼拜堂里跑出来——既然你不再相信上帝你就用不着慌张地跑开——我走了出来，毫不理会周围那些人看我的眼神。
第七章
第二天早晨，我去内罗毕找工作。为了省钱，我走着去。到处都是人，有的在和朋友闲逛，有的在路边卖金属的木炭炉子或手电筒，人们买卖一些从报废的金属和旧轮胎上拆下来的东西，还有些人手抱着膝盖蹲在他们的棚屋外聚在一起。但很少看到女人，她们一定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我讨厌那些男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时的眼神。他们有种猥亵的目光，看见任何东西都只想着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我必须装得很穷才不会被打劫，要看起来面黄肌瘦，弱不禁风才不会遭到性骚扰。可我仍然感到不安全，直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林立在我周围，绿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在街上喷着尾气，白色的联合同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
我首先跨进了一家大型旅馆的后门。
“我会洗菜、打扫、招待客人。”我对一个穿着灰白色制服的下级厨师说，“我肯干活，人老实。我父亲是个牧师。”
“你，还有你们那一千万穷鬼。”厨师大声吼着，“给我滚出去。”
然后我去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大楼。大楼线条粗犷，很是雄伟。我紧跟在一个摩托擎陕递员身后溜了进去，走到接待处那个漂亮的接待员那儿。
“我想找份工作。”我说，“什么工作都行，我什么都能干。我会泡茶，我会影印，我会算账。我英语说得很好，还会一点法语。我学东西很快。”
“今天这里没有丁作了。”接待员说，“以后也没有。记住，下次要赶快。”
我又去了莫伊大街上亚洲人开的店。
“工作？”店主说，“我们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顾得上什么内地来的难民。”
我又去了基玛锡街上的批发商那儿，不管是在市场，还是在小摊贩那儿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答：经济不景气，没有生意，没有工作。
我又到街上的叫卖小贩那儿碰碰运气，他们用防水油布兜着廉价的清仓货物在人行道上卖，但他们脏话连篇，行为猥琐，让我恶心。
我沿着乌胡鲁高速公路走了五公里，到了奇罗莫路的联和国东非总部。门口的士兵甚至都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只注意到轿车和越野车，对他自己国家的人却不屑一顾。一小时后我毫无收获地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拐错了弯，走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社区。有些灰色的两层楼房子，底层的店面不是被烧毁了就是用厚铁门锁上了。一些成捆的电缆散落在街上，一圈垒着一圈，沉甸甸地堆在地上。我能听见声音但周围却看不到人。声音是从一排商店后面的小巷传来的。
我走过去一看，整个社区的人大概都挤进了那条小巷。即使是在圣约翰营地我也没见到过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小巷里塞满了人，人群推搡着，像一片乌云在缓缓移动。声音嘈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巷尾我瞥见一辆大大的黑色外国轿车，崭新锃亮，一个男人坐在车顶。他被无数双伸出的手所包围，仿佛人们在向他朝拜。
“出了什么事？”我朝任何能听见的人大声问。人潮汹涌着。我站在原地没动。
“雇佣。”一个平头男孩回头叫道，他瘦弱得像个女生。他见我仍很疑惑，就说，“瓦太克尼。是资料处理的日班工作。联合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当成狗屎，但我们却有能力帮他们做纳税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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