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也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它们的存在让你对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蒙巴萨毫无准备。它就像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最前线。
“这么说你在找人。”黑诺·罗塔瓦那问。
在内罗毕陷落的时候他和让·保罗工作过，让说我可以信任他，但我认为他一定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4020电子书www.4020.com.cn当我是个傻瓜，或者，最好的想法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没有难民流动。”
让·保罗提醒过我记录可能不准确，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
我去了北萨布鲁，我在英国找到的坦最后的记录就是在那里。
没有她的踪迹。联合国难民署的营地负责人——一个表情冷漠个子矮小的美国女人——带我把所有的帐篷跑了个遍。我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我身后的追踪器一直没响过。那晚我躺在帐篷里，无数张脸庞浮现在我眼前。
接下来的许多天仍一无所获。
“你难道希望第一次就能中大奖吗？”黑诺对我说，这时我们正乘一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越野车在泥路上颠簸着前往唐图。
我在唐图要幸运些——如果这也能叫作幸运的话——坦两个月前就待在这儿，但她只待了八天就离开了。
我查看了出入难民的记录，但记录上没说她去了哪里。
“营地里也没有。”黑诺——这个严厉刻板的家伙——告诉我说。
他没法再带我去更远的地方了，但他授权让我搭乘伊斯兰红十字会的护卫车，它们要顺着北方的边界跑五百公里前往沿途的各个营地。
两周内我看到的苦难比我以为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我看到了无数挣扎求生的面孔，企求的双手和颠沛流离的难民。
人们的命运怎么成了这样？
联合国到底解救了难民什么？
恰卡的世界真的很糟糕吗？
人的寿命变长，对疾病完全免疫，大脑发展出新阶层有什么不好？
人们能进入外星地盘，控制它，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看不见恰卡，它在南边的地平线后面，但我时常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就好比脑袋里要是有块金属片就总能觉察到一种轻微的压力。有时，当那些浮现在眼前的脸让我昏昏欲睡时，我就会被一种奇怪的味道惊醒，气味并不强烈但很清晰：麝香味、水果味，甜蜜的、性感的、温暖的。那是恰卡的味道，从南边飘过来。
帐篷——卡车——营地——帐篷，日复一目，一无所获，三周假期快用完了，我不得不安排搭车先回萨布鲁，再飞回蒙巴萨。
还剩下三天假期，于是我去了埃尔多雷特——UNECTA的维多利亚湖区中心。
这里给人一种熙熙攘攘的繁华印象，商店、旅馆、咖啡店都很热闹，但白人的长相、美国的口音和穿着打扮都说明埃尔多雷特是个企业生活区①。在经过18天艰苦的营地搜寻后，这里的峡谷旅馆就像是天堂了。
【①企业生活区：其居民依靠一家公司的经济支援来解决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一个小时，想让自己尽情放松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人从水池里赶了出来，除了我。我在水池里漂浮，感受着在我周围四散飞溅的雨点。
落日时分我去了营地。它们坐落在城镇的南碰，犹如一长排面对恰卡的加农炮。
我查看了记录和一些表格。没有坦德莱奥·柏。我就随便走了走，又去了另一个营地。
经过了反复的从希望到失望，任何人都会变得对痛苦无动于衷了。有时你必须这样，你住进大饭店，在游泳池游泳，在你离开前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在营地里你又不得不看着那些脸，尽量不去考虑那些面孑L背后的故事。我想只有最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救济难民的工作。
我在这些面孔前来回走动，在两排帐篷间停下。我记起让·保罗给我的小玩具。我把那个“大号手机”拿了出来，指示灯闪烁着绿色的亮光，显示屏上有字：已锁定。
我激动得差点把它摔在地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仿佛脑袋上中了一枪，我忘记了呼吸，世界在天旋地转。我那颤抖的手指没法按键看详细内容。于是我沿着一排帐篷跑，边跑边看着数字图像。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该向北向东走多少米。方向错了。我折回来，迅速移动到下一排帐篷把仪器对准东面。各项数字正在不断减小。我偏过一点，读数上升了。再回过来，读数又下降了。对，这排。就是这排。
我在微弱的光线下觑视着。在远处尽头有一群人站在帐篷外的一盏黄色油灯边聊天。我开始奔跑，眼睛不时看看追踪器。我被绳子绊倒，踢到了罐头，跨过孩子，向撞上的一个老婆婆说抱歉。
数字在滴答声下降，35、30、25米……我能看见那群人中的一个身影——背对着我，穿着紫色的战斗服。东面零度，再向北面20、18……娇小的身材，女性——12、10——头发像柔软的刺耸立着——8——6——数字停留在了4上。我迈不开步子，浑身颤栗着说不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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