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的肖像吗？淡黄头发，穿皮鞋的高个子男人？”
“对，就是他的。”
“当然，”女人微笑了一下，“他是这副外表，决不会把他同任何人弄混。”
“现在请看。”他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照片，把其中的一张拿给女证人看。“是他吗？”
“根本不是他，”她立即回答，“这哪里是雷沙尔？是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这一个呢？”
他递给她另一张照片，照片上印着精心化装成雷沙尔的人，惟妙惟肖，但还是能看出来不是法国电影演员。多岑科走访证人时总是随身带着几套专门准备的照片，因为他早已学会：直观的范例总是比最详细的口头说明效果更好。
“这一个呢？”
女人一边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脸，一边沉思着：“总的看来像雷沙尔。不过，我看这毕竟还不是他。”
“很好。现在请看这张照片。”第三张照片上的人，只不过没有化妆，但是戴着假发，很像雷沙尔的发型。
“不，”她摇摇头，“这个不像。”
“为什么？”多岑科马上问，“您看，发型完全一样。”
“但是脸型不一样。”
“鼻子一样长。”米哈伊尔坚持道。
“长鼻子，但是脸型不一样。”女人不让步。
“现在理解‘根本不是他’同‘不像’的区别了吗？”
女证人大笑起来。
“您说得对……真想不到这么有趣。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请把肖像递给我。”
她重新审视着费多尔的创作，不过更仔细。
“不错，您说得对，不能说这‘根本不是他’。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那个男人的嘴唇要薄一些，干瘪一些，眼睛也没有这么大……”
费多尔又画起来。结果他的铅笔画出来的一张脸，与在阿尼霞·卢基奇尼娜指导下制作出来的那张脸几无共同之处。
米沙早就知道会是这样。阿尼霞·卢基奇尼娜见过这个男人多次，但是从那以后过去了好几年，他已经六年没有露面了。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她将近90岁，很自然，在她看来，他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因为那时他比她年轻四十岁，如果不多的话。另一位女邻居看见他是在现在，他又长了六岁，而她才27岁，他大概显得像个龙钟老人了。这就是认识他的脸与描述面容的差别，不行，从这两个女人口中不会有任何结果。
谢过年轻女人，多岑科在楼梯上同费多尔告别。
“也许，到我那里坐坐？”好客的艺术家提议，“喝上五公升？”
米沙不想喝酒，外面很热，必须回去工作，事情积得太多了。但是他坚决遵守一条戒律：必须和证人交朋友。和志愿助手尤其如此。费多尔，当然，如果米沙不去喝伏特加，未必会生气，但是下一次就别再指望他的理解和帮助了。而这个恼人的下一次可能就发生在明天。多岑科总是怀着单纯的羡慕注视着比他自己侦查经历长得多的同事们的工作，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头禅：“我的小人儿悄悄说。”似乎他们在每条街、每个机关都有这样的“小人儿”。而米沙自己的“小人儿”暂时很少。怎能知道，有朝一日，费多尔不是呢……
“喝上五公升——这个主意太好了，”他愉快地回答，“谢谢邀请，我去买点下酒菜。”
“我有，”画家已经忙得疲惫不堪，“什么也不用买。”
他们往上爬了两层楼。在费多尔住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五家人。走廊又窄又长，照例，摆满了用具，从盆、桶，到自行车、滑雪板。
“走这边，不过要小心，别蹭上油漆，”画家提醒道，“这里刚刚刷过门，油漆还没有干。”
费多尔的房间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第一眼就可以感觉到这里有女人。新洗的窗帘在擦得一尘不染的窗户上挂着，沙发旁边的小柜上放着一排漂亮的化妆品小瓶子。
“我们不妨碍你的女主人么？”米哈伊尔以防万一地问，“如果她看见我们放纵自己酗酒，她回来会吵架的。”
“她不回来，”费多尔不在乎地回答，“她今天昼夜上班，要到明天早晨才回来。”
“那好吧。”
趁费多尔摆桌子，从房间一角的冰箱里往外拿食物的工夫，多岑科浏览了一遍挂在墙上的画。
“是你的作品？”
“嗯，”画家闷声闷气地说，“喜欢吗？”
“喜欢。我以为你只在街上作画，并且马上就卖给定货人。”
“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定货人不喜欢，拒绝取画，我就剩下了。一般是为了练手，不要丢生了。”
“拿什么人来练手？”
“要看碰上什么人，邻居、熟人，有时候只是头脑里的想象。你知道，冬天活少。天亮得晚，黑得早，谁都不情愿站在寒冷中，无论是我还是顾客。因此冬天我更多的是在出版社里干活，当然，不是大出版社，那里有自己的大师，而是挣几个零花钱，我在那里设计封面，或是广告招贴画。为了不丢生，只好什么都画。铅笔肖像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尤其是要快。为了突出容易辨认的面部线条，经常需要练习，要不顾客会说不像。你请坐吧，侦探，都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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