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在家时，他爱喝几盅以松弛一下神经，有时还需要发发威风，不管看到谁都是这样，通常是他妻子。扎克的母亲是大学的高级行政官员。她是一个女强人——对一个其文化深深扎根于中东的丈夫来说显然太强了。从扎克会记事起，他父母间的战火从来就不曾熄灭。扎克十五岁时，他父亲第一次从他的婚姻中出走了两星期，搬到了城那头一个朋友的家里。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扎克第一次听见在姐姐们焦虑的谈话中用到了“离婚”这个词。
到了十六岁时，扎克自己开始跟父亲对着干起来。使青少年与父母产生隔阂的那些典型因素却不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扎克认为父亲是个凶巴巴的混蛋，但扎克看得出那不是横在他们之间的主要障碍。扎克对他的敌意更有哲学意味。他逐渐看清了父亲是个贪图安逸、言行不一的人。他大谈奉献和苦干，自己却没有真正做过什么事。他周游全国讲学，滔滔不绝地表明自己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态度是多么光明磊落，诸如此类的废话，但他除了每个月签支票外，就不再尝试去改变什么。他从来不承认在他的生活方式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扎克还是孩子时，他就教他要诚实，但他自己则害怕真理。
扎克在进入高中时，父母的婚姻或多或少已经破裂了。他父亲在城里租了一套公寓，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只有和特津太太休战时才住在家里，持续的时间从两天到两周不等。与此同时，扎克自身的转变也在继续。带镜框的罗纳德·里根【注】的相片摆上了他房间的书桌。他订的《幸运战士》开始按月寄来。接着是《全国观察》。两个姐姐回家的时候都说他成了神经病。
报考大学的工作是从高中最后一年秋天开始的，可这一过程中扎克却毫不关心。而这是少数几件他的父母能携手共做的事情之一，他们成了这事的主宰。
扎克在进入高中最后的冲刺阶段时他们对他大发脾气，因为那段时间他的分数直线下降。他们不得不催促他到各个大学转转，要他认真对待高考。扎克感觉到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大笼子，常青藤盖满了定栏。到了四月康奈尔大学准备要录取他时，他对整个事情已经从充满怀疑变为彻底醒悟了。他仍然填了表格，寄出了一笔钱。对他父母而言，这算圆满结束了；而对于扎克，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收得更紧了。也大约就在同时，他的父母开始办理离婚手续。房子准备要拍卖。随着离婚手续越来越让人厌恶，他父母之间又爆发了新的刺耳的争吵，负担扎克的教育费用成了问题。
海军陆战队与扎克竭力要逃避的所有东西形成了最鲜明的反差，所以自然一直是扎克的选择目标。他在毕业两星期后秘密报名入伍，并在七月的一个早晨，于日出前悄悄地走了。他在冰箱上留了一张字条，几乎没做什么解释。上面写下了他在帕里斯岛的地址。
“你对军队生活有什么感想？”其中一个调查官员问。他们手上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翻来翻去，而一本本有关扎克的操行报告无疑全在里面了。他说的只不过使他们的记忆又加深了一层。
开始的几周像地狱一样。光是炎热就快要人命了，还有穿战靴进行的长跑训练，那才真叫折磨。不过扎克的身体状况比很多新兵要好些，很快，训练军官施加给他们的任何虐待，他的身体都能够承受了。艰苦反而使他精神焕发。他父母气得发疯，这是可想而知的。扎克并不害怕。他从不怀疑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对的。枪支，军服，在南部丛林里的演习，那些丛林茂密地简直就像热带雨林——所有这些都是那么真实。强烈。在灌木丛中追捕其他人具有一种原始的吸引力。尽管这只是训练，但仅仅是沙场厮杀这一想法就使他觉得比以前要多一千倍的活力。他对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也很适应。自上而下的指挥链吸引着他，使他对军队的现实产生强烈的敬意。在这里，人们为了做事情不需要唠叨一大堆废话。他们直接下命令。普林斯顿似乎离这儿有百万英里之遥。
一年在跌打滚爬中过去了。扎克熟练掌握了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反坦克武器的使用。他学会了如何埋设地雷和如何排雷。他修习了讲授爆破的强化课程，以及讲授狙击的强化课，同时他也在探寻着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他的上司们很赏识他的聪明才智，便敦促他去学计算机和用电子手段作战。这些东西使他感到厌倦，但语言和特种行动让他产生了兴趣，于是很快他就沉浸在阿拉伯语的学习中，那是他小时候父亲与亲戚们交谈时他经常听到的。这段时间他没看见部队有什么任务，但以后肯定会有的。在所有部队中，海军陆战队是接触战火最多的。
他的背伤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令他惊惶的是它可能会导致任何种类的残疾。受伤是在一次例行演习中发生的，剧痛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军医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告诉他再在部队里待下去已没有意义。就算背伤真的痊愈了，也会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上了战场也会拖后腿。扎克感到蒙受了耻辱。在他的脑子里他从没有相信自己会是个失败者。光荣退役的那天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天。
“所以你到底还是去了康奈尔？”其中一个调查官员问。
“是的，长官，是这样。”关于这一点难道会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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