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工作之余想喝一杯，扎克也无需出去。他下班时累得不想挑三拣四，就在回家的路上到地下街道的一家叫“个性”的酒吧去坐坐，这通常在晚上九十点钟时。那地方虽然有个好名字，却平常得出奇。上了清漆的金色木桌配着一点钢片，还有镜子。低矮的墙隔开一张张座位，种在盒子里的植物长得高过了墙。两台大电视悬在酒吧两端，喋喋不休地播着新闻和体育节目。顾客都是些下了班的人：领带拉松了，正式的鞋子换成了网球鞋，大脑也停止了运转。
扎克总会满是倦意地要一两杯啤酒，一人独饮。他读读报纸或是看看十点钟的新闻。他还能看到一些年轻的低级行政官员和行政官助理，醉醺醺地说着下流话。他们会在一张或两张桌子远的地方——红光满面，头发被化学品洗得僵直，但也不如说他们之间隔了几个星系的距离。
在他工作以后的第二个星期五，扎克又在“个性”停下来喝几杯啤酒。那地方挤满了人，他在吧台几乎找不到位置。众人不算高的说话声汇合在一起，竟也淹没了电视节目的声音。扎克看着人群，偶尔和酒吧招待侃几句，这时他听见左边一个人用颇有教养的牙买加-不列颠口音在说话：“扎克雷·特津？”
他转过身，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张熟悉的黑人面孔，他穿着考究，戴着一副纤细的金边眼镜。他的头发里透出古龙香水的气味。
“是你。我的天，扎克雷，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国会荣誉勋章。以前我甚至不知道你在部队里。太让我吃惊了，真是你。”
“嗨，你怎么样？”扎克敷衍地说，他飞快地搜索着记忆。康奈尔。计算机课。政治学。握手之后他终于想起了那名字，“刘易斯·瑟斯顿竟在我这儿的酒吧里。”
“你的酒吧？别瞎说了。我到这儿有两年了。自从我在五角大楼开始工作起。”
“你也在五角大楼？我从不会想到你是干这行的料。我以为你躲在哪个象牙塔里呢。”
“唉，说来话长了，伙计，”刘易斯说，向吧台要了一杯啤酒，“尽管我想象不出会有你的长。我的天，扎克雷。”
他们在靠墙的地方找了一张小桌聊起来。扎克和刘易斯·瑟斯顿素无深交，但印象中自己挺喜欢他。刘易斯浑身散发着才智，同时也傲慢无礼，扎克倒也欣赏这种个性。他是牙买加一个有钱的地主的儿子，上过伦敦的私立学校。在八十年代初的政治骚乱中他的父母离开牙买加，迁到纽约的东北部后，刘易斯在埃克塞特待了一年。在康奈尔时他是个校园怪人，上课穿西装，还提着一根擦得亮锃锃的木手杖。但他似乎认识所有的人。他的特立独行使他难于被归于任何一类人，所以人们都相信他，而且刘易斯尽管举止得体，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总是不断。
扎克扼要地说了说自己的经历。刘易斯兴致勃勃地听着，不时发出一声惊叹。他并没有追问有关海萨的细节，使扎克舒了一口气。话题转向了瑟斯顿。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现为国防情报局工作，使那里的信息处理系统更加现代化。
“国防机构并不很对我的胃口，”刘易斯说，一边用一块纤尘不染的白手帕擦着眼镜，“但当我完成学业后，在学术图已完全找不到工作了。再说，我现在的工作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枯燥。编写程序工作是很大的挑战，绝对是挑战，而且对那些实质性的情报我也留了点神。我被允许阅读很多进入系统的情报，而我也经常打开来看。它使得这份活儿好玩多了。”
“五角大楼是个充满了魅力的地方。”扎克说。
刘易斯点点头：“也是个有机能障碍的地方。至少我那可怜的局子是这样。”
“国情局有什么不对劲的？”
“我们现在是给淹到水里了，完全被埋到水下了。事实证明，从战场上来的材料，国情局处理不了一半，因为他们的储存和分类系统简直是恐龙时代的。经费的削减去掉了分析部门四分之一的力量，而赤字问题也没人管。”
“给你举个例子。”刘易斯压低嗓音，看看四周，以确定拥挤的酒吧里没有人会听到，“你是为海军上将福斯滕工作的，所以我肯定你是可以听这个的。”
“我的秘密工作等级跟你差不多高，刘易斯。”安全条规使扎克不能对密级低于自己的人说自己的准确密级。
“上星期在国情局的反恐怖组发生了一起轰动事件。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没能传到恰当的人手里。”
“发生了什么事？”扎克的身子朝前倾去。他感觉出自己将得到一条可以向福斯滕汇报的小道消息。
“你知道黎巴嫩的恐怖组织希兹布拉这几年是如何衰弱并分裂的吗？”
扎克点点头。他最早的几次行动之一就是到黎巴嫩南部去寻找被希兹布拉绑架的美国人。行动没有成功，但他对这个“圣主党”，对它以救世主自居，和它那群自杀式轰炸机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
“九月份时，国情局的系统从国家安全局收到数量巨大的关于希兹布拉的有声材料——主要是地区电话和无线电发射。国安局已将材料做了处理，但只是在最低级的水平上。他们把所有的材料放到计算机的单词查找系统中过了一遍——你知道的，看看有没有提到什么西方城市或领导人或是美国使馆，以保证没有任何谈话涉及了计划在某地进行一次新的攻击。这就是他们做的所有的事，其他什么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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