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名字，这就够了。这张羊皮纸对我们有很大价值，可是我们不能保留它。”
“为什么？”
“不应让蒂博·塔卡想到，我们了解他的行程。”
“那么，我的白人兄弟就要把它们抄写下来。”
“是的，我马上做。”
温内图只好拿着这封信，我以马鞍为依托，把内容一一准确地记在记事本上，然后，我们把羊皮纸放回白铁盒中，插进马鞍的口袋里，返回营地。
我们正好拐过灌木林的角，女人迎面而来。她正往外走，蒂博阻挡不住，因为他被捆绑着。她不理睬他的呼叫。她从我们身边经过时，仰着头，却低着眼睛，不看我们，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走着，像一个梦游人。我转身跟着她，她站住摘下一根枯枝，回过头来。我向她提了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她好像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只好讲出一个她熟悉的字，问她：
“这是你的花环？”
她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无力地回答：“这是我的花环。”
“谁送给你的？”
“我的瓦瓦·德里克。”
“塔胡亚也有一个花环？”
“也有一个。”她微笑地点点头。
“她和你在同一天中得到的？”
“不，她早得多。”
“你戴着他们的花环看着他们？”
“是的，塔胡亚很美，很美。”
我按照我的思路提问，问题非常罕见：“你看见过一套燕尾服？”
“燕尾服……见过。”她想了想，答道。
“一套燕尾婚礼服？”
她把手合在一起，幸福地笑着，叫喊：“燕尾婚礼服！漂亮！插着一枝花！”
“谁穿着？谁给她穿上的？”
“蒂博·塔卡。”
“那时，你站在他的旁边？”
“在蒂博·塔卡身边，”她点点头，“我的手在他的手中，然后……”
她像突然打了一个寒供一样抽搐了一下，没有再说话。我下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想起马托·沙科的话，蒂博·塔卡去找奥萨格人的时候，手脚是被捆绑着的，我顺着这条思路再询问：
“燕尾服是红色的？”
“红色，”她点点头，仍然在抽搐。
“被酒染红的？”
“不是酒，是血。”
“你的血？”
“蒂博·塔卡的血。”
“他死了？”
“死了。”
“被枪打死的？”
“子弹。”
“被谁？”
“瓦瓦·德里克。喔，喔，喔！血，许多血，非常多的血！”
她非常激动，从我身边跑开了。她远远躲避我，害怕得大喊大叫。我只好放弃了追问。
我相信，在她结婚那天，出了一件事，使她失去了神智。她的新郎蒂博，是个罪犯。他是否就是在那一天被揭露，并且被自己的兄弟枪杀？蒂博是后来为此事把自己兄弟杀死的吗？我对她的不幸遭遇感到由衷的同情。她的疯癫是不治之症，时间可能有30年了。从那套燕尾服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新娘属于红色人种，婚礼还是在一次庄重的场合举行的。她曾是基督教徒，一个著名红色牧师的妹妹。这件事可能包含有丰富的内容。
她姐姐的婚姻看来是美满的。她也许认识她姐姐的新郎，可惜，我到今天还是不知道详情。
我让她坐在马上。她像小孩一样在上面玩耍，走向营地。温内图已经在我之前到达营地。我回来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我，我对大家的等待感到惊讶。
“终于，终于！”雷迪对我说，“您藏到哪儿去了？大家就释放我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可您走开了。”
特里斯柯夫立即说明了立场。
“讲话之前，我们谈谈对你们的惩罚！”
“惩罚？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事？”
“袭击、俘虏、抢劫、捆绑、拖拉。难道还不够吗？马上监禁。”
“怎么？你们想把我们送进监狱？你们试试看！”
“这儿没有尝试，只宣布判决，立即执行。马上开庭！”
“我们不承认。”
“我们对此一笑了之。来吧，老铁手！我们不能拖延时间。我希望，您这次不再演一场人道主义的闹剧来阻挡我们了。这些家伙一钱不值。”
他说得对，惩罚应该在这儿执行，问题是一次什么样的惩罚。监狱是不存在的。罚款？这些人没有钱。把他们的马匹和武器拿走？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我们在他们的眼里成了小偷。用棍子打？这倒是一剂万灵药！我怎么会想起用棍子打这种惩罚方式？它对于任何具有道义观念的人是可怕的，甚至会彻底摧毁道义。父亲惩罚孩子，老师惩罚学生，是用棍子。这正是一种道义观念。这样的孩子坏吗？危险吗？比罪犯还不老实吗？对罪犯，不能用棍子打吗？尽管他们20次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又“作案”。刚才提到的那种残酷无情的父亲，让他的孩子好几个星期跪在桌子前面饿得直叫，毫无道理地、一再地用钳子、叉子、靴子、空酒瓶揍孩子。这样的父亲会被囚禁好几个月。这种惩罚与他的残酷或者说暴行相称吗？一个坏人是一只野兽！在监狱里白白住着房间，白白地吃好饭菜，穿得暖暖的。安静、有序、单纯，读书看报，等等等等。坐了几个月牢，哈哈大笑地出来。不，不能这样。坏蛋就是要当作坏蛋对待。打，打，狠狠地打！有可能的话，每天打，对他们来说，这是惟一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道只会助纣为虐。如果一个无人性的、酗酒成性的女人故意经常打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打成了残废，以便能够让他与别的孩子一起去乞讨，或者把孩子借给乞丐，换回一些钱，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条例和经验，处以一定时间的监禁，或者在监狱中挨毒打，这种处罚是不是比较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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