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朗福德的诊断谁也不重视。大伙儿认为朗福德是个可恶的老头,自高自大,残酷成性。他常常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他们说,弱者该死,而医生和护士当然忠于这种看法:应当尽可能地救死扶伤,谁也不该死。
毕利在医院里的这段遭遇,对战时没有权力的人们来说是很普通的,即向一个故意装聋作哑的敌人证明:他对听和看还是有兴致的。他保持沉默,直到夜里灯灭了,周围已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他才对朗福德说:“轰炸德累斯顿时我在那儿。我是战俘。”
朗福德不耐烦地叹气。
“我用名誉担保,”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们一定要现在淡它吗?”朗福德说。他听见了,但不相信。
“我们根本不必淡它嘛,”毕利说,“我只是让你晓得:我那时在那儿。”
那天夜里,对德累斯顿的问题他们不再谈下去了。毕利闭上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五月的一天下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结束后的第三天,毕利和其他五个美国俘虏发现被扔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辆棺材似的绿色四轮运货马车,于是坐在里面,由两匹马拉着,笃笃笃地走在废墟中开出来的一条小路上,这些废墟好似月球上的土堆。他们正返回屠宰场去找战利品,这使毕利想起他在童年时每天大清早听到埃廉市送牛奶的马蹄声。
毕利坐在这轻轻摇晃的棺材后面,头向后仰,鼻孔朝天。他很开心,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车里有食物,有酒,还有一只照相机,一本集邮薄,一只猫头鹰标本,以及摆在壁炉架上的气压表。美国战俘被关在郊区,他们到那一带的空房子去过,把这些和其他一些东西都顺手拿来了。
那些房子的主人们听说俄国人要来,要烧杀、抢劫和强奸,已逃之夭夭。
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天,但俄国人还没有到。废墟上一片死寂。
毕利在去屠宰场的途中只见到一个人,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头。
车里放着茶壶、杯子、一把伞骨子以及他找到的其它东西。
车子到达屠宰场以后,毕利呆在车里晒太阳,其他的人都下车找战利品去了。日后,541号大众星生物将劝毕利专注他生活里的快乐时刻,而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当永恒还没逝去,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如果毕利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他准会把他那天在车后晒太阳打瞌睡的时刻,看作他最快活的时刻。
毕利打瞌睡时身上带着武器,这是他自从接受基本训练以来第一次携带武器。他的同伴坚持要他带武器,因为谁也闹不清在这月球表面的洞穴里会隐藏什么样的杀人凶手——野狗,被尸体喂肥的成群老鼠,逃出来的疯子,杀人犯或在被杀死之前不断杀人的王八们。
毕利的皮带上别着一支骑兵用的大手枪,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枪托上有一个环,枪膛里装了鸟蛋大的子弹,这支枪毕利是在一间房里的床头柜里发现的。战争结束时往往发生许多情况,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任何人想得到武器都可以得到。武器遍地都是。毕利还得到一把军刀,是德国空军仪仗队用的军刀。刀柄上印着一只厉声尖叫的鹰,鹰背上扛着一个卐字,鹰眼俯视下方。毕利发现这把刀插在电线杆上,当运货马车经过时,他把它拔下来了。
毕利的鼾声低了下来,他这时听见一男一女用怜悯的语凋讲德语。这两个人似乎悲天怜人地在大发感慨,那种腔调在毕利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就这么回事。
毕利张开眼睛,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对着两匹马哼哼唧唧地低声安慰哩。他们注意到美国人所忽视的地方:马嘴被马嚼子搞了很深的口子而在流血,马蹄也裂开了,每走一步都很痛苦,而且马渴得要死。美国人却不当作一回事,好像它们是六只汽缸的小汽车那样无感觉的交通工具。
这两位马的怜悯者朝车后挪动几步,以恩主般的谴责目光盯着看毕利·皮尔格里姆。他细长而虚弱,穿着那件天蓝色“大礼服”
和银白色靴子,看起来十分可笑。他们不怕他,他们什么也不怕。
他们是医生,是产科医生。在医院被烧毁以前,他们一直不停地接生。现在他们正在过去住房的废墟上野餐。
那女的婀娜多姿,因为长期只吃马铃薯而面色苍白。男的身穿普通服装,佩戴领带,马铃薯使他面容憔悴。他与毕利一样高,戴着有边跟镜。这对夫妻一天到晚忙于接生,虽然他们自己可以生育,却没有生过孩子。这是对整个后代繁殖问题的一个有趣的评论。
他俩彼此可以用九种语言交谈。他们先试着对毕利讲波兰话,他穿得颇像小丑,因为可怜的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自觉的小丑。
毕利用英语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立刻用英语指责他把马糟踏得这副模样,让毕利从车上下来看看马。毕利看到那交通工具的惨象时不觉泪如雨下,他在战争期间还没有为别的什么哭泣过哩。
他以后作为一个中年验光配镜师会有时偷偷流泪,但决不会像现在那样欷歔不止。
本书引用著名的圣诞颂歌里四句作为题辞,道理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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