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您该回到波士顿了。星期六俱乐部没有您，我们心里空空的。我们差点儿要召集一次抗议大会，要求准许您回来！”霍姆斯说。
“多谢，我是决不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的。”爱默生笑道，“您晓得，我们不会忙里偷闲致信当权者或朋友，只会挤出时间来写信给讨账的律师或者请人来帮我们修房子。”紧接着，爱默生问起霍姆斯近况如何。
霍姆斯先讲了一大串奇闻轶事，然后说：“这一向我在考虑再写一部小说。”他不敢说自己已经动手写了，因为他对爱默生着实有些发怵。爱默生思路敏捷，说话有说服力，谁听了他的意见，都会觉得自己似乎错了，只有他是正确的。
“噢，我希望您把它写出来，亲爱的霍姆斯，”爱默生真诚地说，“您可不能辜负我的期望。跟我说说闯劲十足的上尉吧。他还在念法律吗？”
一说到小霍姆斯，霍姆斯就神经紧张地笑了起来，似乎他儿子这个话题本来就很可笑；当然不是这样，小霍姆斯根本就没有什么幽默感。“我以前对法律也有所涉猎，觉得它味同嚼蜡。小霍姆斯诗写得很好，虽说不如我的好。他又搬回家来住了，活像是个白种奥赛罗，坐在图书馆的摇椅上，给年轻的苔丝德蒙娜讲他受伤的故事，来打动她的芳心。有时候，我觉得他非常不喜欢我。您孩子讨厌您吗，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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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俱乐部》第十章(3)
爱默生发了一会儿愣，说：“父子之间不太平，霍姆斯。”
说这话时，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个成年人踩着石子过溪流。霍姆斯从其中看出了爱默生的为人谨慎，忐忑不安的心情便随之放松下来了。他希望交谈能够继续下去，但他也知道，爱默生随时都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结束谈话。
“亲爱的爱默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霍姆斯真心实意想征求爱默生的意见，但他什么意见都不提。“您对我本人、菲尔兹和洛威尔有何看法？我的意思是说，您如何看待我们帮助朗费罗翻译但丁的《神曲》？”
爱默生眉头紧拧，仿佛被霜冻住了似的。“倘若苏格拉底在这儿，霍姆斯，我们可以在街道上和他谈个明白。至于我们亲爱的朗费罗，我们就不能去找他攀谈。他那里是一座宫殿，奴仆成群，美酒罗列，衣饰华美。”爱默生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我偶尔会想起在蒂克纳教授指导下研读但丁的日子，就像您一样，不过我总是认为，但丁是一件珍品，就像一头第三纪的猛犸象——它应该陈列在博物馆里，而不是存放在某个人的家里。”
“可是您曾对我说过，将但丁介绍给美国将会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霍姆斯坚持说。
“是的。”爱默生认真考虑着霍姆斯的话，他喜欢尽可能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全，“这也是对的。尽管如此，霍姆斯，我宁愿跟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交往，也不愿意同几个空谈者打交道，他们巧舌如簧，喋喋不休，不为别的，只为了大家相互吹捧。”
“但是，如果作家们互不往来，文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霍姆斯笑着说，他在保护但丁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不受伤害，“谁又可以说那些杰出的剧作不是莎士比亚和本·琼森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年）是与莎士比亚同时期中较为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于1598年完成Every Man in His Humour，莎士比亚也曾参加此剧演出。他是当时最遵守古典观念的剧作家，经常指责其他剧作家只懂迎合“低俗客”的鄙陋趣味。本·琼森擅长使用喜剧来谴责罪恶与愚行，使得许多人称他的剧本为纠正喜剧（corrective comedy）。相互赞美的结果，不是博蒙特与弗莱彻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1584~1616年）与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年）曾合作写过不少剧本，其中《菲拉斯特》（Philaster）、《处女的悲剧》（The Maid’s Tragedy）、《王与非王》（A King and No King）、《傲慢的夫人》（The Scornful Lady）等都是1608~1613年间写成的。他们的剧本多是悲喜剧与浪漫悲剧的形式，两者均为严肃主题。他们都精于戏剧结构，而题材侧重骇人听闻的事件。
爱默生弄平整他带给菲尔兹的文章，以示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记住，只有把过去的天才转变为现实力量的人，才是第一个真正的美国诗人。而第一位真正的读者注定是在街道上而不是在雅典娜神庙里诞生的。美国精神被揣想为怯懦、爱模仿和驯顺，因为我们高雅体面、彬彬有礼的学者懒散成性。我们国家的灵魂，以世俗为其导向，沉迷于自身。不采取行动，学者就尚未成其为人。观念必须通过优秀者的身体力行才能化为现实，否则它们不过是梦想罢了。阅读朗费罗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一万个放心，全然没有忧心忡忡的感觉。我们的未来不会从这里诞生。”
霍姆斯觉得爱默生给他出了一个无人能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爱默生走后，他果断决定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秘而不宣，不想告诉但丁俱乐部的其他人。
“这真的有可能吗？”在对巴基议论一番后，菲尔兹问道，“隆萨这个乞丐深受《神曲》影响，以致他认为这首诗比所有的生命还要重要，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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