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说他会持续跟踪莱姆的情况。在此后的七八个月里他们通过电话交谈过好几次，但伯格一直拒绝马上行动。今天是他们首次见面。
“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去吗？只凭自己的力量？
过去……
“像基恩?哈罗斯那种方法？没有。而且我觉得那种做法也不大牢靠。”
哈罗斯是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年轻人，因为全身瘫痪而决定自杀。在找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最终用自己惟一能够采取的方式结果了性命。凭借他仅存的一点活动能力，他在公寓里放了把火。火烧起来之后，驾驶着轮椅冲进火海。他死于三度烧伤。
这件案子经常被支持安乐死的人提起，做为反安乐死法造成的悲剧案例。
伯格很熟悉这个案例。他充满同情地摇摇头。“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死去。”他评估莱姆的身体状况，看着那些电线和控制板。“你的这些机器都有什么功能？”
莱姆向他一一解释这些电子控制设备——用无名指操纵的“埃弗斯和詹宁斯”控制器，用嘴控制的吹吸式控制管，用下巴控制的摇杆，还有可以把他对着机器说的话转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的计算机读写机。
“但是这些东西都得需要由别人设定？”伯格问：“比如说，必须得有人去枪械店买来一把枪，把它装好，打开扳机，然后连接到你的控制器上？”
“是的。”
这会让协助自杀的人产生同谋犯罪的罪恶感，就像自己亲手杀人一样。
“你的装备呢？”莱姆问：“它们管用吗？”
“装备？”
“你用什么东西？对他们，恩，做那件事？”
“哦，它非常管用。我从没有听到一个病人抱怨过。”
莱姆眨眨眼睛。伯格笑了，莱姆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你不能嘲笑死亡，那你还能嘲笑什么？
“给你看看。”
“你随身带着？”希望顿时在莱姆心中绽放。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温暖的感觉。
第10节：我必须小心
医生打开手提箱，取出一瓶白兰地、一小瓶药丸、一个塑料袋和一根橡皮筋。莱姆在一旁看着，觉得他的动作相当讲究。
“那是什么药？”
“速可眠。已经没有人再开这种药了。以前自杀要容易得多。用这小东西一了百了，没有问题。现在，想用新出品的镇静剂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像酣乐欣、利眠宁、当眠多、先安诺……你可能会睡上好长一段时间，可最终还是会醒来。”
“那个袋子呢？”
“奥，这袋子。”伯格拿起塑料袋。“这是忘川协会的象征。当然，是非正式的，我们不可能有会徽标志那类东西。如果药丸和白兰地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会用到这个袋子。把它套在头上，用橡皮筋扎住脖子。我们会在里面放上一点冰块，因为过不了几分钟里面就会变得相当热。”
莱姆无法把目光从这三件道具上移开。那个塑料袋很厚，像油漆工铺在桌面上的油布。他注意到那瓶白兰地很便宜，那瓶药也很普通。
“这房子不错。”伯格四下打量着说道。“位于中央公园西侧……你还有收入来源吗？”
“不多。我偶尔会为警察局或联邦调查局做些顾问工作。出事后……负责施工的建筑公司赔偿了三百万美元。他们赌咒发誓说他们没有责任，但显然法律里有一条明文规定，只要原告耷拉着口水被推上法庭，瘫痪者控告建筑公司的案子就自动胜诉，不管错在哪一方。”
“这本书是你写的，对吧？”
“写书让我挣了点钱，不太多。这本书是所谓的‘长销书’，不是‘畅销书’。”
伯格拿起一本《犯罪现场》，翻了几页。“著名犯罪现场，看起来都是讲这些。”他笑着问：“总共多少个犯罪现场？四十？五十？”
“五十一个。”
在意外发生后，莱姆开始写作此书。凭借尽可能的回忆和想象，他在脑子里一一重游纽约许多旧犯罪现场。那些案件有的已经告破，有的至今还悬在那里。在书中他写到位于五点区的老酿酒厂，那座声名狼藉的老房子，在1839年一个很平常的夜晚，有十三起互不相干的命案几乎同时在那里发生；还写到查尔斯?奥布里奇?迪肯，此人在1863年7月13日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当时正值南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迪肯宣称凶手是一名被解放的奴隶，使白人对黑人的仇视更加激烈；
书中有发生在老麦迪逊广场公园戏院顶楼的建筑师斯丹佛?怀特的三角情杀案，也有著名的柯尔特法官失踪案，还提到了50年代的炸弹狂人乔治?摩特斯基、盗取“印度之星”宝石的冲浪手墨菲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19世纪的建筑材料、下水道、厨师学校，”伯格翻着这本书念出声来：“同性恋浴室、中国城仓库、俄罗斯东正教堂……你从哪里学到这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知识？”
莱姆耸耸肩。在他担任资源调度组组长的那些年里，他对纽约这座城市的研究，丝毫不输于他在刑事鉴证上的知识。举凡历史、政治、地理、社会以及公共设施等方方面面，无不了如指掌。他说：“刑事鉴证人员在真空中不能存活。你对环境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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