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倒也是。听人们说，本来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树木不算少，仅我们家屋周围的树就可以修十几间大瓦房，仅人腰粗的树就有数十根，但在一个叫做“□□”的运动中大炼钢铁，全被公家强行砍光烧尽了，连根都掘走了，其他一般农民家庭和我们家的情况大体相同，只有公家才有树木，但公家的是公家的，一般农民对它们没有支配权，再加上所有其他原因，如今还真是一般农民要修房子，所需树木只有靠偷了。
他向我们和盘托出了他的全盘设想。我们绝不偷本地方的，本地方少了那么多树木不可能不引起注意，而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些树木藏在人们找不到的地方，所以，偷本地方的一定会“东窗事发”。他说，本地方的树一根的主意也不能打。偷外地的，偷外地的也不偷私人的，偷集体的。但也不能是随便哪个外地，那地方一定要有我们最靠得住的亲戚，这亲戚距我们家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而且当地山特别多，树特别多，同时，这亲戚在当地还要有一定的权势，人缘也比较好。
不说想不到，一说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亲戚。我二姑。二姑父是当地大队会计，人虽老实巴交得没法说，是那种“老好人”型的干部，用爹的话说就是他是个“有权无势”的，但到底是大队干部，上下对他也信得过，爹说还就怕他不答应呢，不过，这回也由不得他了。这么大的一次行动，自然需要几个最靠得住的得力的帮手。这也有人选，我大姑就有几个五大三粗力壮如牛的儿子，在后来具体的行动中，他们表现出来那种忠心、能干和卖力，也表明了爹选择他们有多么正确。另外，我们生产队也有两个和爹的关系最好的人也成了这次行动的帮手。爹对他们显示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爹对他们甚至于还有一种我们不得不说是人格魅力的那样一东西。
他们去偷树每次都选择在小半夜出发，带上锯、斧头和绳索，后半夜前赶到二姑家。大姑的那三个儿子从他们自己家里出发，和爹他们在二姑家会合，一切都是事先约定好了的。在二姑家他们要隐藏一整天，连二姑家的孩子们都不能知道有他们在家里，必要时他们还要迅速地藏进二姑家的一个地窑里头。这一天里，二姑装着上山割牛草的样子上山去，她是干部的家属，劳动上可以这么自由。她的任务是在山上瞄好上好的柏树，作上记号，熟习路径，晚上由她领路。爹说令二姑这样，是为了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掌灯时分爹他们就由二姑领着从二姑家的屋后上山了，这一夜的事情很紧。偷了树，埋好树桩，修饰得不容易看出来，剔下的叉干树枝也要藏好，然后连夜把偷到的树运回我们家。路上若遇到了人，就说是给某大干部、大领导扛去的，最好不要管闲事，这样也就不会有人敢说什么了。所有这一切都在黑灯瞎火里进行，爹严禁一切照明，连吸烟也不准。他说，别看一个小小烟头的火光，它在夜里也可以让很远的人看见，这年头没哪个人夜里见了一点点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烟头的火光会不起疑心的，所以，一点烟头的火光也可能坏大事。
每次爹他们出发时只有两三个人，但运回树时简直就是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马了，一根又一根的大树鱼贯进入家中，看不清扛树人的脸，却在不断地进屋来。这让人感到也太招人惹眼了。可是，爹他们却是马不停蹄地干，气也不喘一口，一晚上也不歇着。他们已经偷了好几个晚上了，已经偷了好多树了，大家都想歇一歇，但爹说要干就要“一鼓作气”干到底，因为像这样大规模的偷树迟早也会被发觉，必须下狠心不断出击，干出名堂，及时收手，然后换下一个目标，绝不“吃回头草”，绝不“拖泥带水”。爹说，像这样大规模的偷树在我们这一带还是史无前例的，之前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敢做，正因为如此人们就“麻木”了，这是我们的一大有利因素。但是，它若一经被发现，就会迅速传播，引各地的警惕，特别是会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上级一定要展开“全面调查”，还要召开“紧急会议”，向各地下达“紧急文件”、“紧急通知”，我们还想再干是绝无可能的了。
不过，后来，他们还是不得不干几晚上歇息一两个晚上再行动，因为没有人可能承受那样没有间断、没有歇息的高强度劳动，还有那种心理上无法松懈一刻钟的紧张。他们把二姑那地方的树偷得差不多了，按爹的说法就是“不能再偷了，再偷就要出事了”，但按爹的计算，我们修房所需要的木材仍然不够，他们又偷了大姑那地方的树。
爹这次偷树行动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具体我不可能还记得，但想来两三个月是有的。也许是因为年幼，再加上比一般人敏感，这段时间我心理上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是超乎想象的。当然，一家人也都如此，也不可能不如此。
本来，对这次偷树行动，爹就是把“安全问题”放在无比突击的位置上的，用他的说法就是“安全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他认为偷树的“安全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这是在做贼，是高度秘密的，还是在黑灯瞎火里和高山密林里干，很难保证不被倒下的树砸了，踩虚掉下悬崖了，一不小心摔出个什么名堂了等等；二是，防偷集体的东西，包括偷集体的树是各地民兵的主要任务，这些民兵都有枪，也有随便开枪的权力，他们见到偷集体东西的人往往也会开枪，即使没有挨枪子儿，让这些民兵给抓住了，那也不会有啥好结果。
那年月，抓住了偷集体的粮食、牲口、树木啥的人，各地都有对他们滥用私刑的权力，如吊起来打，游街示众等等，如果这些人在这些折磨中没有乘住死了，也就死了，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年纪虽小，这类事情已经听说了不知多少了，也不只一次亲眼见过仅仅偷了集体一点稻草啥的就挨□□站端端扯耳朵的事情。这也就是爹选择偷树的地方要有亲戚，这个亲戚在当地一定要有权势的主要原因。他还让二姑给她大队那个民兵连长送了厚礼。就是这样，他也不觉得安全，总是在说要注意，注意二姑那地方的民兵，把树运回家来沿途的民兵。
所有这些，在我一个小孩子的想象中都被夸大了。当然，也许我并没有夸大，实际情况就是爹偷树的行动就有那么危险。每次他们出发去偷树去了，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不到他们回来就放不下来。越到后来我们越害怕，我们三个小的和妈不得不相依一起守候在灯下，等爹回来。我们几个人把那扇门紧紧的盯着，我在那样生动地想象爹被树砸伤了，爹踩虚了掉下悬崖了，要不，就是爹挨了那些民兵的枪子儿了，这扇门就要被撞开了，破门而入几个人搀扶着或抬着头破血流或肢残腿断的爹。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进行这个想象，并且一次比一次想象得更清晰、生动、真实。我如此需要不进行这个想象，不想象得那么清晰和生动，但我完全做不到。我身上不时掠过一阵寒颤，就因为我这个想象太清晰和生动，我完全无法不把它当成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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