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都是谁?”J.C.小声说。
理查没有回答，只是冲我们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离开保护医务帐篷的石墙。
“我们这次又要直接穿过槽谷上去吗?”雷吉小声说，这会儿，我们已经列好了纵队，理查领头，雷吉跟在他后面，接下来是我，然后是帕桑、那旺・布拉，让-克洛德在最后面。
“是的，”理查小声说，“但我们不会走原来那条小道了。而是从冰柱、冰钉和冰碛石中间穿过去。我动的时候大伙儿就跟着动，我停下来的时候大伙儿就停下来。如果我们冲敌人发射信号弹，你们在发射之前一定要看清楚目标。记住，信号弹可不是武器。超过10英尺的距离，就没办法打中目标了。不要浪费任何一发子弹。”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了理查，我们伸出左胳膊摸着前面的人，右手拿着卫瑞信号枪，大雪纷飞、周围一片漆黑，我们上到绒布冰川河谷，重新往珠峰出发。
5
我们慢慢走到上面漆黑的槽谷，在一道道布满冰钉或是冰碛石的山脊中穿梭着，(但我们并没有蹲伏或者蹑手蹑脚地走路，除非理查做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我忍不住想，这次探险真是太离奇了。
我们六个人排成一排，慢慢绕过一个个50英尺高的冰塔，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情形。那时，我会强迫我两个妹妹跟着我一起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我们会在波士顿韦尔兹利的老郊区房子后面茂密的果园里玩。我们会躲起来，偷偷地往外瞅，然后偷偷跑到另一棵树边，再次躲起来。我若看到他们的裙子或者围裙在林中斑驳的光影中摇曳，就会用我那把木雕的手枪对着她们“开火”。但是即使我打中了她们，我的两个妹妹就是不愿意把连衣裙弄脏了，总是拒绝躺在森林的地上装死。至于我，每次都会死得既惨烈又真实，结果，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把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变成了“射杀雅各布，看着他在地上打滚死掉”的游戏。
回忆跟妹妹的往事让我不由得想，自从我们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后，我们中谁也没寄过任何一封信给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这次珠峰探险本来就是秘密行动，所以，我们并没有收到来自科伦坡、塞得港、加尔各答或者大吉岭的信或者明信片。这跟英国人在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探险全然不同。当时，那些跑腿的人会拿着信在大吉岭之间往来，让登山者不间断地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有人，比如亨利・莫斯黑德或者霍华德・萨默维尔写下家书，说他们想要吃巧克力蛋糕，几个星期后就能收到。
我知道让-克洛德每隔一天就会写一封信给他的心上人(或者他的未婚妻了?)安妮・玛丽。我知道他们打算在十二月，也就是J.C.晋升为夏蒙尼高级向导后结婚，到时候，他微薄的薪水有望大幅提高。
我不知道理查在这次探险中是否写过信。除了在那本皮封的旅行日志中写过正式的探险书信和笔记外，我从没见他写过任何东西。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曾写过几封信给我父母，有封是写给我在哈佛的前女友的，还有一封信写给了我最喜欢的妹妹埃莉诺，但我不喜欢将这些信带在身边，结果，我将我的写作天赋都用在详尽的登山日志上了。
飞快地穿过槽谷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死在这座该死的冰川上或者山上，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并没有走在插着竹枝或者红旗的小路中央，而是迅速穿过一个个的冰塔，不管小路在哪边，我们离那儿应该都不是很远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18，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大屠杀发生的大本营在我们下方1300英尺远。
之前我们下山的时候，一号营地的情况看起来还行，但仅仅几个小时后，那里也是一片狼藉。帆布被砍得七零八落，柱子倒在了地上，板条箱也被砸开了，跟我们在大本营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东西被损毁殆尽。但一号营地并没有发现尸体。我们检查了雪地上的印记，但上面除了一些平头钉靴留下的脚印外再无其他，我们许多老虎夏尔巴人都会穿平头钉靴。
接着，让-克洛德冲我们喊道，一个15英尺宽的雪地里留下了三个巨大的雪人足印。那些足印跟人类的脚印相似，但是长很多，我估摸着超过18英寸，事实上，脚指头还会向内歪曲，有几分像大猩猩或者大型哺乳动物的脚印。
“从步伐来看，这些家伙个子可不小，”理查小声说，“至少7英尺高。也许有8英尺。”
“你不会真认为……”雷吉说。
“我没有，”理查小声对她说，“我压根儿就么这么想过。你看，每个假脚印的下面还有靴印，每一步都会踩在巨大的雪人脚印里。”
“如果他们这么做是想把我们杀光，那他们可真是用心良苦，但也相当愚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我仔细观察过大本营的大屠杀，这种弄出假脚印的做法就跟小孩玩的愚蠢把戏一样，是想吓跑我们所有的夏尔巴人。也许他们计划杀死包括夏尔巴人在内的所有人，然后让当地人相信是雪人所为。不过，这些野蛮的凶手的目标并非夏尔巴人，而是我们四个，算上帕桑医生，应该是我们五个。”
这样的推断很有说服力，我想。
*
二号营地燃起了大火。那些家伙把能找到的一切都烧毁了，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我们藏在大雪覆盖的砾石中的五个氧气罐，那些石头位于我们往营地下方走的路上，也就是冰川那侧如同迷宫一样的冰塔、冰钉和冰碛石中间。
“三号营地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火，”雷吉说，“看来他们懒得假扮雪人了。”
“他们是一群拿着火柴和打火机的雪人。”让-克洛德戏谑道，“我们留在三号营地的14个夏尔巴人会爬上北坳逃命吗?”帕桑医生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理查说，“这样做无异于自寻死路。”
“他们可能会分散逃跑。”雷吉说，“先爬上冰碛石，再下山。寄希望下到大本营，再三三两两或者一个一个地跑到那边的平原。”
“这样做很聪明。”让-克洛德同意道。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不相信。”
我在火焰中看着六个氧气罐。在压力的作用下，上面的刻度盘显示大部分氧气罐的数值都达到了极限。“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我问道。
“把它们带上。”理查说。
“可这是为什么呀?”我说，“我们不是要去三号营地接幸存的夏尔巴人吗，然后再跑去绒布寺，或者卓布村，要不就去协格尔镇?”在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名中，只有协格尔镇看起来够大、够远，可用做我们临时的栖身所，尽管沿小路往北走的话，大本营离那里顶多60英里，乌鸦飞行的直线距离则不到40英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介意变成一只乌鸦。但就在这时，我又想到了乔治・马洛里掏空的肠子和内脏，不免感到一阵恶心(这并非我第一次感到恶心了)，那个伟大的登山家的腹腔里有些种子似的东西，我想，那些东西可能马洛里在弥留之际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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