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了，便是张爱玲在天有灵，也早已魂梦两散，亦或者转世投生，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再也无复前尘记忆了。
唯有我，苦苦地挽着两手旧上海的星痕梦影，走在五十年后的大街小巷里，寻找五十年前的风花雪月。
每每去新华大戏院看电影，遥想数十年前这里首演话剧《倾城之恋》，张爱玲必也是夹于其间，悄悄地丰收着观众的喜悦与赞叹的吧?然而如今匆匆来去的人流中，哪里还可以寻到故人的萍踪?
我叹息：“这一生中我老是错过，念杭州美院，没赶上林风眠当校长;来上海打工，没赶上张爱玲签名售书。”
“但是你恰好遇上了我，不早也不晚，也算运气了。”子俊嘻嘻笑，又说：“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你要我带什么礼物给你?”
这又是子俊一大罪状，送礼物当然是要有惊喜的才好，可是他每次都要认真地先问过我，而我总是盛情难却，只得随口答：“什么都好，风格特别的项链啦手镯啦都行，上次你去昆明给我带的那些竹伞呀绣荷包啦就挺好。”
于是，我的箱子里便有了一整排的各式花伞荷包，足可以开个精品摊。
一根筋的裴子俊哦，硬是看不出其实所有的旅游点上的工艺品都是差不多的，西安可以卖雨花石，南京也可以卖兵马俑，真正与众不同的礼物，根本不是随便上街逛一逛就可以买得来的。
最可气的，是他有一次竟然拿了十几轴造假做旧的国画来向我献宝，说是倾囊购进的白石墨宝。也不想一想，真是齐白石亲笔，一幅已经千金难买，还能让你成批购进?他以为是1949年呢，400大洋可以买170幅。
按说子俊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攀岩潜水都来得，连热气球漂流都玩过，应当见多识广才对，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守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一梦睡到老一样，完全不懂得思考。
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大决定，就是在我已经决定与他分手、所有亲友也都劝我无效转而劝他放弃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福至心灵，辞去工作背着旅游包跑来了上海，而且一言不发地，直到找到工作和住处后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我已经在上海独自打拼了半年，钱已经用完了，朋友却还没交到，正是最孤独彷徨的时候。这个排外的城市里，我和子俊不仅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且是他乡遇故知，于是重归于好。一转眼已经五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春节我们会一起回家去禀报二老，把手续办了。
可是，真的要嫁给他吗?就像一滴墨落到宣纸上，从此决定了纸的命运?
如果是山水画，是青山秀水还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如果是花鸟画，是百鸟朝凤还是日之西矣鸡栖于埘?如果是人物画，是工笔仕女还是泼墨李逵?
——怕只怕，连李逵也做不好，直弄个李鬼出来，到那时，才叫日之西矣悔之晚矣!
“出门的东西收拾好了吗?”我叹息，尽自己为人女友的本份，“要不要我去你处帮你整理箱子?”
“不用。你去了，我还要送你回来，来来去去地多麻烦。”子俊说，“除非你答应晚上呆在我那里不回来。”
我睃他一眼，不说话。
子俊有些讪讪地，自动转移话题：“你只要做到一点就行了……”他望着我，很认真地又是很孩子气地许愿，“你要每天在睡前说三遍：我想念裴子俊，我想立刻看到他。那样我就会很快回来。”
我“哧”地一笑：“我想见张爱玲。说了千百遍不止，也没见她来过。”
然后我们还是一起出门去为子俊挑选随行用品。
其实子俊出门是家常便饭，一概折叠旅行包迷你牙具包应有尽有，但是他每次远行，我还是忍不住要陪他添置点什么小物件，仿佛不如此便不能心安理得似。
走在超市里，子俊感慨地说：“你知道我最羡慕什么?看那些新婚夫妻一人一手推着车子在货架中间走来走去，挑一包方便面也要研究半天哪个牌子最可口，买瓶酱油也比来比去哪种价格最便宜。真是人生最大乐事。哪像我们，每次来市场都像打仗似的，想好了买什么才进来，进来了就直奔目的地，拿了便走。一点过日子的情味都没有。”
“你这是变相骂我没人味儿?”我斜睨他，“难道现在不是在过日子?”
“各过各的日子。”子俊抱怨，“锦盒，与其交两份房租置两份家当，每天跑来跑去的，为什么不干脆……”
“也不过是省点走来走去的的士费罢了。”我打断他，“趁还付得起，及时付出，将来你想找个走来走去的理由还嫌矫情呢。”
子俊叹息，一声接一声，但是毕竟不再坚持。
其实类似的对话，这十年里，每隔一段日子就会重复一两次。
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太过离奇叛俗，算不算不正常?但是要我接受暧昧的同居，我宁可结婚。
我始终认为，能够同居，就能够结婚。然则，又何必背上个不名誉的未婚先嫁呢?
难得子俊等我十年，一直纵容我，忍让我。
其实私下里不是没有想过，不如就这样结婚了也罢，十年都这样子迁延过去，人生也不过是数个十年而已，一段婚姻里有两个人，至少一个人是心满意足的已经成功了一半，至于那不大情愿的另一半，天长日久，总也会习惯成自然，终于接受下来的吧?
路过读书区，看到最新包装的《华丽缘》，虽然所有的故事都已耳熟能详，还是忍不住要取在手中翻了又翻。在一场偶然相逢的戏台下，张爱玲苦笑着感慨这一段人生的华丽缘：
“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和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这便是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最真切的感受了吧?文章写于1947年4月，历史的动荡之期，在只有地位没有实质的人群中间，在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画面里，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因为没有地位，而越发显得突兀，于是惟有逃离，“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当年她与胡兰成步行去美丽园，走在风声鹤唳的延安西路上，她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她对上海的爱，是真挚的，发自肺腑的。她曾写过《到底是上海人》那样家常清新的文字，说过对于上海，她是不等离开就要想家的，然而最终，她却绝决地离去，走了那么远那么远，直至无声地消逝在异乡。这样孤绝的远行之后，她还会肯再回来吗?
子俊说：“喜欢，就买好了。十几块钱，至于站这半天吗?”
轮到我叹息，爱不释手并不等于渴望拥有。就算买了，下次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还是会停下脚步的。让我留连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情结。然而这里面的区别，子俊是不会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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