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您的学生
看完第三封信，密室里的所有人都没说话，他们直接翻开了第四封信。
第四封，阿理克致孟列夫的复信 1951年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病中收到你的来信，我很欣慰，不!应该说是兴奋，你的来信让我坚定了信心，是我让你选择了这条研究学术的道路，我知道，对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整天埋头于档案、书籍、资料之间搞研究，是过于枯燥了，特别还是研究古老遥远的东方文明，但是，年轻人，请你相信我的眼光，我不会看错你，你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只要你能坚持下去，我相信你日后一定可以取代我，超越我。
我很高兴看到你对西夏的文明产生兴趣，你知道，因为科兹诺夫1909年在中国黑城的惊世发现，我们国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研究西夏历史和文化的文献、资料、文物，甚至在这个文明的故乡——中国，都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西夏文明在中国，而西夏学的研究，却在我们这。但不幸的是，自从伊凤阁死后，我们对西夏文明的研究就中断了，我们现在急缺像你这样的年轻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有朝一日能将西夏学发扬光大。
至于你信中提到的那件珍宝，早年，伊凤阁曾对我提起过，但是后来随着他的离去，这件珍宝逐渐被人们遗忘，要不是你的提醒，我可能到死也不会想起这件珍宝了，凭我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和卡佳对这件西夏玉插屏的研究很重要，通过你在信中的叙述，还有这两张照片，我确信这件西夏玉插屏不但价值连城，而且意义重大，我还不知道它隐藏了什么惊人秘密，但我相信伊凤阁的学术水平，他研究这件珍宝多年，到死还念念不忘，一定是有了什么重要发现。
就写到这，盼与你和卡佳面谈，并亲眼得见那件西夏珍宝，最后对你抱怨一句，医院的味道实在太难闻了，这里的医生也很讨厌，真希望能早日出去，和你们一起工作。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
看完这封信，徐仁宇总结道：“第三和第四封信说明，二战后，那件西夏玉插屏和伊凤阁的研究材料，再次引起了阿理克和孟列夫等苏联学者的注意，他们肯定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具体研究到了哪一步，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从这两封信中的只言片语，看出一些端倪。”
罗中平教授带着老花镜，盯着翻译过来的这两封信，沉思良久，才开口说道：“关键得看阿理克和孟列夫他们找到了多少伊凤阁的研究材料，从信的内容判断，伊凤阁应该是迄今为止最接近谜底的人，所以，如果伊凤阁的研究材料仍然还在，那么，对于后来孟列夫他们的研究将有重要的帮助，但三十年代那个混乱的年代，很多学者的研究资料都被丢弃，我推测，孟列夫可能只是找到了伊凤阁的部分资料，至于他们后来的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就不太清楚了。”
“两封信中，都提到了一个叫‘卡佳’的人，这人是谁?”唐风不解地问徐仁宇。
徐仁宇摇摇头，解释道：“按照俄国人的称呼习惯，‘卡佳’显然不是那个人的大名，只是朋友之间亲切的‘昵称’，所以我也无法判断这人究竟是谁，不过，从两封信的内容看，这个卡佳应该是孟列夫的同学，是他俩一起发现了玉插屏……”
“还是快看第五封信吧!”没等徐仁宇说完，梁媛已经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五封信。
第五封， 苏联主管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苏斯洛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给阿理克的信 1951年
亲爱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同志：
前日，您的两位学生向我当面讲述了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请您原谅，关于历史方面的知识，我知之甚少，特别是对于遥远的东方文明，我更是从未涉猎，不过最近，远东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令我们感到欣喜，这种变化，也正为您和您学生提出的要求——到中国去实地考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我完全能理解您和您学生去中国考察的急迫心情，也能理解其中包含的巨大研究价值，但是，我仍然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和您学生的请求，在现在，至少是最近还是不可行的，这是中央的最后答复，我十分抱歉!
您知道现在远东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战争，我们的敌人和中国新政权的敌人，都在极力阻止中国的解放和建设进程，你们要去的地区，那里盗匪横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更可能遭到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所以，我们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暂缓你们的科考活动，只是暂缓，待局势稳定，条件成熟，我们会重新考虑你们的建议。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米·安·苏斯洛夫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阿理克和孟列夫等人为了进一步揭开玉插屏的秘密，他们向当局提出了要到中国来实地考察的要求，由此，我推测他们的研究一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以才急于来中国实地考察，只是从这封信上看，当局并没同意他们的要求，至少是在1951年没有同意。”这次唐风首先开口了。
徐仁宇接着说：“信里提到的‘远东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战争’，指得应是朝鲜战争，这与写信的年代吻合，而且当时西北一带确实很不稳定，考虑到安全因素，所以苏联当局拒绝了阿理克等人的提议。”
“呵呵，当局拒绝阿理克等人的提议，我看不是因为什么安全因素，多半是阿理克和孟列夫的研究，还是没有打动高层的那些大人物，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他们根本不会相信阿理克和孟列夫的提议，只当是那些知识分子的狂想，但要有足够的证据，让当局相信，就必须到实地去考察，所以事情就卡在这了。”罗中平教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那后来，阿理克到底来没来中国啊?”梁媛问罗教授。
罗教授摇摇头，叹口气道：“很不幸，没有后来了，因为阿理克院士在那一年就去世了。”
“啊!死了?”梁媛吃了一惊。
一阵沉默后，徐仁宇打破沉默：“继续看第六封信吧，第六封信，也是七封信中最奇怪，最神秘，最长的一封。”
第六封是1958年，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学者郑振铎访问苏联时，致一位神秘人物的信
(称呼被涂黑)：
前日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这里，我见到了大量出自我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文物。这些文物，大多是沙俄时代，被俄国探险家盗掘掠夺而来，其中，有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人写经，也有出自黑城的西夏文献，这些珍贵文物，过去国人绝少知晓，我可能要算第一个见到这些珍贵文物的中国人了，这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仔细想来，这是我个人的幸事，却是国家的大不幸，中国的珍贵文物流落异国他乡，国人竟毫不知情，此为国之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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