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宋太祖平定天下，动荡才得歇止。大宋不立田制，沿袭两税法，土地自由买卖，只依照田产，分夏秋两次收税。朝廷清简，百姓安业，几十年间，天下渐臻富庶。
富则多欲，奢则多骄。宋初俭朴之风渐趋奢靡，冗官、冗兵、冗费令朝廷不堪重负。而富贵之家，依仗权势财力，不但广占田地，更借诸般名目，隐匿田产，逃减赋税，甚而将赋税转嫁于穷户贫民。积重之下，不得不变。
神宗时，王安石推行新法，其中最紧要一条为“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天下田土，按各户实有田地，缴纳赋税。此法虽有益于穷民，却招致豪户怨怒，因而难以推行。新法旧法几经更迭，到徽宗时，重用蔡京，再度推新法，天下赋税由此大增。
后有宦官杨戬，推出“括田令”，搜检荒山、退滩、淤地、湖泽，尽都归为公田，勒令百姓租佃，强征税钱。其后，更检视民田契书，追根溯源，层层追查买卖来由，由甲至乙，由乙至丙，由丙至丁……直至寻见缺误，便加重租税，甚而收为公田，招人承佃。
“括田令”由汝州开始，继而扩延至京东、京西、淮北、淮南，破产流离者难计其数……
风篇 劣童案
第一章 屯
屯者，结之不解者也。结而不解，则乱;乱而不缉，则穷。
——司马光《温公易说》
宣和三年，清明正午。
虹桥那边喧闹起来时，王盉和三弟正坐在赵太丞医馆间壁外墙的石台上歇息。这时丽阳高照，春日正好，王盉心底却仍忐忑不宁：自己咒死了一个孩童。
王盉今年已六十二岁，却身形高大，腰背直挺，须发依然浓黑。他家在二百里外拱州襄邑县一个叫皇阁村的村庄。他们是寒食前一天动身，步行三天，昨夜才到的京城。同来的还有兄长、堂弟、妹夫、侄子、堂侄、堂孙。人多，不好投亲友，他们照旧在汴河北岸崔家客店挤了一宿，虽然脏臭，房钱却少些。
王盉揣着心事，一夜没睡安稳。由于清早要进城拜祖，还得尽快赶回到虹桥，办那桩不能让人知晓的要紧事，他强振起精神，早早起来，唤醒众人，向店家讨了热汤水，吃了点自带的炊饼，便领着众人一同进城，赶到望春门外的朱家桥。
上了桥，一眼便能望见左岸边有座大宅院，门宇雄阔，楼檐苍峻，尤其中庭那三株百年古槐，树身挺拔，新枝鲜茂，树冠掩过了楼顶。王盉在桥头站住了脚，望着那宅院，心头一阵翻涌。
这是王盉祖上故宅，天下有名的“三槐堂”。而他们王家，也被誉为“本朝第一故家”。
王盉的先祖王祜，生于唐末，为人倜傥，辞气俊迈，以文辞名动京师，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大宋开国，拜监察御史。王祜为人忠直，做了许多仁义之事。有回，太祖皇帝差遣他伺查名将符彦卿动静，并许以宰相之职。王祜却劝谏道：“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引以为戒。”太祖听后大为赞赏，此举不但让符彦卿一人幸免，更于大宋不杀大臣、不因言治罪之仁政，也有献策之功，世人都称王祜有阴德。
王祜将家安在望春门外，亲手种植了这三棵槐树，并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果然，其三子后来全都位登显宦，功绩卓著。尤其是次子王旦，真宗朝时被拜为宰相，柄用十八年，为相整一纪，声名隆极，殁后从享于帝庙。此后，王家名士辈出，贤才竞现，成为当世望族。
王盉便出生在这宅子里。
那时还是仁宗末年，世风淳和温善。王家更是门庭醇雅，家风仁厚。王盉记得幼年时，百十口亲族聚居一宅，上百间房舍前后相连，却从没听过吵嚷声。前庭后宅，处处安详和静，时时能嗅到一团馥郁之气，混着墨香、纸香、茶香、花香、药香……每个人面上、眼中都闪着一层和悦光泽。
族中幼年一辈，长到五岁，便都去东院书堂读书习字。教书的是自己族中长辈，读书也只重熏陶，并不苛责学业。子弟即便学问不好，将来靠恩荫，也能得个官职。他们日间常听的，都是官家今日上朝面色如何，这道诏令该不该封驳，这篇奏折哪句不妥，欧阳永叔公来借哪卷古籍，司马文正公捎了什么墨，苏东坡先生从杭州托人寄来什么茶，王安石万言书如何放肆……因此，他们王氏子弟自幼便视这天下如自家厅堂，从来不忧不惧、不羡不妒，都知道自己日后也会如父祖一般，担起这天下之任，尽一番该尽之责。
不过，与其他兄弟不同，王盉读书极吃力。一篇《论语》《孟子》文章，别人至多三天便能记熟，他却半个月都背不下来。王盉又生性有些好强，看着其他兄弟经书诵得流利、文墨写得俊雅，心里始终过不得。可无论他如何尽力，都难有大长进。那些兄弟也总是明嘲暗讽，又因他这一房是侧室所生，便越发轻鄙他，处处都疏远他。王盉心里拧了一股气，暗暗赌誓，将来恩荫得了官职，一定要做出些大功业，让那些兄弟也妒一妒。
然而，等他年岁渐长，他们王家却已绵延百年，日渐衰微。早先连门客、使从都能得个恩荫官职，到他成人时，这项恩泽已经没了。子弟们又只知读书，于营生丝毫不通。京城物昂价贵，诸事拮据，而家口却日益众多，男丁都已上百。族中强一些的子弟不愿受这拖累，先后搬离故宅，而移居他处，自成门户。剩留的这些，更没了依仗，家计越来越困窘，先是消减奢费，继而收紧日用，到后来，各房人甚而开始为少分一尺绢、多得两升米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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