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此一假说一时之间也无法证实。此即著名之“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历史公案。而其戏剧化程度不下于此公案者，则是台湾业余史家暨生物学家尹露涵(Lu——Han Ine)解开此一历史公案之谜的过程。公元2269年，尹露涵出版《双胞胎之谜：Mengele的人体实验》(The Twin Mystery: Mengele’s Human Experiments，台北：坐卧者，2269年2月)一书，公开宣布已解开Mengele于巴西小镇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双胞胎的历史之谜。根据该书陈述，约于2240年左右，就读博士班期间，尹露涵即开始关注此一议题。“解谜过程从一个假设开始：我认为，Mengele的‘南美洲实验室’可能不只Candido Godoi一处。”于接受BBC专访时，尹表示，“这来自一显而易见之常理：实验成功并非一蹴可就;在成功之前，可能留下多次失败，或半成功的实验记录……”
带着这个假设，尹露涵开始了她的追寻之旅。她调阅1960至1980年间南美洲所有地区可考的新生儿出生资料。“正常双胞胎之发生率为1.2%左右。如果在Mengele的‘成功案例’，亦即Candido Godoi小镇中，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0%;那么我假设，可能会有某些地区的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至10%之间。而这些地区很可能就是Mengele‘实验半成功’的实验室。”尹表示，“当然，也有可能出生率之上升在某些地区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若是如此，那么我可以选择忽略，也可以选择修正统计方法，甚或实地进行考察……”
以此一概念进行初步筛选，尹露涵标定全南美洲12处地区作为“Mengele实验室嫌疑地区”。接下来，尹率领研究团队进驻该12处嫌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于当地政府帮助下，我们从户口记录清查该地于该时期双胞胎的家族谱系，并寻访双胞胎的后裔，建立这些后裔的DNA记录。”由于事隔两百多年，查访任务颇为困难;历经10年苦工，终于完成一份多达约11万人的DNA蓝图记录。
接下来，“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改良版”便上场了。“崔直绪教授这项发明确实堪称划时代创举，然而却未能全然适用于我们的解谜任务。”尹露涵表示，首先，她的团队透过复杂比对程序，抽丝剥茧，由双胞胎后裔11万余份之DNA蓝图逆推出约千余位的双胞胎先祖之DNA蓝图，“这可能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左右那群最早的双胞胎，也可能正是Mengele的直接实验品。”尹向记者说明实验难度，“……崔直绪教授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是DNA突变。然而他需要专心对付的最大变量，也正是‘突变’与‘生物迁徙’而已。我们的困难在于，即使是在成功还原了第一代双胞胎的DNA蓝图之后，我们仍旧必须同时面对几项重大挑战。”根据尹的说法，于Mengele时代，当然很难想象他有任何基因工程的技术;因此推测起来，制造双胞胎的方法，无非是借由药物诱使子宫内之受精卵分裂为二，“……然而这样的药物技术是否可能在某一层次上影响了胎儿的外显征状……或甚至，这样的外显征状在基因层次上其实会留下标记，只是我们未曾准确定位出这些标记而已。”尹露涵表示，举例，即使是DNA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指纹、掌纹等亦彼此不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胎儿在子宫内位置相异，导致不同胎儿的成长环境、相邻区域的羊水间有极细微的化学成分差异;而这些极细微的差异居然就导致了指纹、掌纹的不同。类似蝴蝶效应……然而我们怀疑，指纹与掌纹的不同其实在基因表现层次上亦可看出，只是人们尚未精确定位出这样的DNA差异究竟表现在何处。我们相信Mengele的药物其实也是这样……”
经过长达9年马拉松式的研究，在学界均不看好的情形下，不可思议地，尹露涵团队终究成功精确定位出该药物在基因层次上造成的影响。尹并将该段导致受精卵分裂的基因形态命名为“Mengele基因型”(Mengele’s genotype)。经查，于千余位第一代双胞胎中，共计481位带有此“Mengele基因型”。“他们就是Mengele所制造出来的。”尹表示，“百分之百确定。”而后，尹露涵在崔直绪的基础上，再对“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做进一步改良，以求适用于此次研究。7年后，尹露涵团队正式宣布解开“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之谜。“我们追踪Mengele基因型的地理分布、配合实地田野调查与访谈，”尹表示，“再结合生物科学与历史方法，终于揭开了Mengele南美实验的谜底。”记者会上，研究团队公布了标定的七处地区为“Mengele南美实验室”。尹露涵表示，自1950年代至1979年猝逝为止，Mengele总共曾在这七个区域进行双胞胎实验，而巴西边境小镇Candido Godoi则是其中第六个区域。这七个“实验室”遍布南美，其中第一、二个位于阿根廷，第三个位于智利，第四个在玻利维亚，第五个在哥伦比亚，第七个则位于巴拉圭。“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推测出三十年间Mengele在南美洲躲藏的行踪。”尹说，“在前面五个‘实验室’中，双胞胎的平均出生率约在6%左右。同时这些区域也全属穷乡僻壤。我想这也是为何这五个区域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的原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七个区域中，双胞胎的出生率由第六个区域的将近20%大幅下降至11%。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第七个区域中Mengele制造的双胞胎，其基因型亦有共同特征，与其余六个区域有微细差异。我们将之命名为‘Mengele基因型：特殊型’。这可能表示，在第七个区域中，Mengele可能意图改变策略，采用了不同的药物或其他不同方法来诱发受精卵分裂。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第七个区域的47位Mengele双胞胎中，后来死于血癌的比率竟高达52%。这或许也与Mengele的新方法有关。”尹语调沉重，“……我必须说，我们相当庆幸Mengele的南美实验室在这第七个区域之后便终止了;否则很难预料是否会导致更高的血癌致病率。而Mengele本人也终究死于1979年，终止了这项诡异的双胞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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