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鸿超就伏在我身边，他那双摘下眼镜儿的近视眼，正警觉的注意着黑漆漆的林间山地。五个兵手中都是握着崭新的冲锋枪，只有他，抱着那坨黑色的相机，一刻也不肯分开。相机是任务需要，据说是下到洞底之后需要带回相片资料。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相机虽然是公家的，但是是进口货，放包里担心会给压坏，只有拿在手里才放心。
那坨黑相机确实是进口货，今天下午邓鸿超给我们拍完合影后，我还专门拿来瞧了瞧。机器上都是洋文，一个汉字都没有，比李科长发的那地图“洋化”得还要严重。但我一个兵，哪里会摆弄这玩意儿，就觉得挺厚实，挺洋气。
以前下乡做知青时，跟记者站的“老三届”很熟，经常就偷懒和他们一起瞎搅。印象里，记者站有一台“海鸥”牌相机，他们就爱把那玩意儿挂在胸前显摆，从来不给我玩。现在一回想，当年那些老三届当个宝的玩意儿，赶邓鸿超胸前这进口货肯定也差远了。
我估摸着，等明年复员了，有钱了，也去学照相，也去买一坨这黑行头挂着，那多洋气!
“嘿，黄班长，这炮要是不响，咱还走吗?”思绪间，我听到旗娃压低声音问了一句。
伏在最前边的黄班长一惊，连忙转过头，皱眉做了个嘘声的手势。王军英顺手又往旗娃的后脑勺丢了一个巴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吃了哑巴亏的旗娃，只好缩起头，不再言语。我暗暗一笑，心想这没有走过任务的兵蛋，最缺的还是耐心啊。
借着月光，抬手看表，表针已经指向了八点四十二分。以过往的经验来看，炮兵大哥都挺守时的，估计再过不了一阵，炮就该响了。
手腕上这块上海牌，还是几年前到越南时，私藏的战利品。当然也不能叫私藏，那是在一个越南的村子里，我们班路过时，发现了一家商店。商店里尽是中国援助的收音机、自行车、手表这些精贵行头。连长过来一看，脸都气绿了。
当年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捐助的物资，全他妈喂白眼狼了!于是连长当即就下令让我们全部砸掉。
结果班长就分来一盒手表让我砸，我看着那银晃晃的表带，肯定心疼啊，舍不得啊!那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要凭票的，这上海牌手表，城市户口也不见得多少人有。要我砸，肯定是舍不得的。
但连长有令，这些东西虽然都是越南人的“财产”，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偷不能抢，但也绝对不能留给这些白眼狼，所以非砸不可。
于是呢，我想砸了也是砸了，就悄悄留了一块，揣进兜里。
盯着月夜下不太明晰的表盘，我感叹呐，当年那个在越南私藏战利品的新兵蛋，回军营里绕了五年后，今天又给绕回越南来了。但愿这次任务，也能平安回国吧。回了国，就能立军功，那到时候复员了，争取回家也光鲜一番。
想着想着，这喉咙就有些干，正准备取下水壶时，就见远处的天边白光大闪，好似雷公电母争相登场。隔有好几秒，耳边才响起微弱的“隆隆”音。我点头一笑，果然，炮兵大哥准时出来“犁地”了。
炮声一响，最前的黄班长立即手势一打，我们就齐刷刷的盖好侦察面罩，然后抓起埋在草里的麻绳，佝背弯腰，缓缓走了出去。
耳朵旁边微弱的“隆隆”声响个不停，望着黑夜中那片白光大闪的天际线，我心想，是嘛，越南，我又回来了。
隆隆的炮声，让人冒出一股很奇怪的安全感。反击战的时候，炮兵大哥已经打出了名声，那一阵在越南的出生入死的部队都知道，咱们的炮兵，是我们最有力的“后勤保障”。所以现在就算周围只有我们六人，炮兵大哥远在天边，但我仍然有股稳在心窝的安全感。
除了远在天际的炮火，留在我们身边的，就只有黑暗了。此时我们正行进在半山腰，路是斜的，时不时也会有藤蔓拌脚，让你摔上一跤。这一跤摔下去，可不仅仅是擦胳膊挂腿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脚下，是世界上著名的“地雷区”。
说到这片“地雷区”，那可就算“历史遗留问题”了。
七十年代，中苏决裂，越南便仗着苏联的支持，开始在中越边境滋事挑衅。为了防止解放军有可能的军事行动，越南在边境埋下了数不清的地雷，这是第一次埋雷。
七九年反击战之后呢，为了防止越南的反扑，咱们在撤军的时候，也在边境埋了雷，并号称让越南永远排不完，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埋雷，就是在“两山轮战”期间，双方为了防止敌方侦察兵的渗透，又在边境往死里埋。
所以，在这条国境线上，有压发雷、松发雷、绊发雷;有防步兵雷、防坦克雷、子母雷;也有苏式雷、美式雷、越南式雷和中国式雷。它们挂在树梢上，埋在石缝里，掩于小溪边，共同形成了世界上种类最多的复杂雷区。
所以在这条边境线上，如果你运气差了点儿，前脚踩下去，就会换来“轰”的一声。轰声之后，地雷也会为你换个面貌。
去年我回了一次云南边境，听说部队组织了几次排雷，但还是排不完，还是留有大面积的雷区。战争双方的边民，都还在忍受战争留下的阴影，时有平民被地雷炸伤的消息。所以啊，这仗只要一打起来，就没有绝对的胜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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