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行夜停，一切都还是按着当初的模式。丛林是熟悉的丛林，再没有天坑那些奇异的怪物，回想着那天坑里的遭遇，好如一场上辈子做过的梦。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却在不断下降。也许是闷热让我起了反应，骨头犯疼就不说了，脑袋上的伤口似乎出了毛病，侧腰的伤口不慎感染。整个脑袋，开始犯晕。到最后那段路，我几乎是被王军英拖着在走。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王军英，我肯定会死在丛林里。但他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我把他幻想成了魔鬼，幻想成了敌人。
那几天里，也就出现了两次插曲。
第一次，是在走进一个泥潭时，王军英忽然就推开我，低身掏枪。因为那泥潭里，似乎埋伏着越南特工队。但最后的结局是，泥潭里只是两具发臭的尸体。泥潭里全是蛆虫，两具尸体被各种虫类钻了空。
看军服和装备，那应该是准备伏击我军的越南特工。但不知道为什么死在了泥潭里。
后来，我们站在一处山头时，看到那一片坡上，有个背着背篓、戴着草帽的山民在寻路打柴。山坡上开着的花果，红得发艳。山坡旁边有一片碧绿的甘蔗林，甘蔗林在山谷间的热浪吹拂下，簌簌而动。
我俩躲在高处，默声不语的看着那缓缓而动的山民。再之后，我俩默默的起身，继续赶路。
跋涉了有三天，还是四天，我们离祖国越来越近。王军英拿着地图，在山边寻望。这附近似乎能看到许多房子，也有好多公路，不知是不是到达了边境。王军英对照了一下地图，他说，过了前边儿那山头，应该就是边境了。
但更前方，就是雷区，我们不能去趟。他扛着意识恍惚、发烧不停的我，继续往前。等到再一次停下，已不知过了多久。王军英放我躺靠在树根上，睁开眼，我看到他在组装信号枪。
“会有人来吗?”我靠在树干上，虚弱的问他。这几乎是身体里的最后一点力气。
邓鸿超不是说，任务“必须失败”吗?
王军英装好枪弹，仰头寻找着树冠间的空隙。
“试试吧。”他说。
空隙找好，但他没有立即击发，而是高举着枪，低头看了我一眼。那闷板的王军英，似乎看着意识模糊的我，淡笑了一下。
耳里一声砰响，信号弹带着两人的期冀，冲出了枪口。上一次听到这响声，还是在几天前，在地底下，在无尽的黑暗中。
而这个时候，昏沉的视线忽然一黑，那梦魇一般的黑暗，又裹向了我。
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平躺下来了。但我感觉到，身子在摇晃，模糊的视野中有好多人脑袋，也有好多的绿军装。耳朵里是嘈杂的人声，似乎还有哒哒哒的枪响。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多人脑袋，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多话语了。
但是那一刻，我心里却安稳如山，因为那一声声急促的话语，分明是祖国的呢喃，是熟悉的中国话。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在这一刻都规整为零。身在担架上的我，听着急促的中国话，看着那模糊的绿军装，感受着身下的急剧摇晃，忍不住的泪如泉涌。
我，回来了。
虽然我们的归来，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但时刻待命的边防部队，还是在发现冲天而上的信号弹后，第一时间赶了来。雷区早就被他们清扫出了通道，他们相互配合，一边压制着山头上的越军哨岗，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救回了我俩。
再之后，我俩被拉到了战区医院，进行了紧急救治。后来我听医生说，如果溃烂感染的伤口再这样摆下去，下一步就是大面积的表皮腐烂，最后影响骨头，波及生命。在战区医院紧急治疗后，我挂着盐水，被送上了火车专列。虽然不像来时那样，有飞机款待，但那一列火车，也算是很高级别的待遇了。
有护士专门看护我，车厢里就我一个人。
再之后，我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军区医院，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待我意识恢复正常之后，我就被邀去做了任务报告。报告在一个小屋子里进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相对于我而坐。就像犯人审讯那样，但气氛相对要松缓一点。
口头报告一共做了一天两夜，我没什么多的顾虑，就将沿途的一切讲了出来。从突遇山民，到野人拜访，到突袭越军、遭遇越军，再到误落天坑、进入地底。最后，存活着的杨老前辈，以及特务一般的邓鸿超，也一并讲了出来。
当然，也有十八年前的真相吐露。
任务自然算是失败了，出去六个人，虽然有两个人成功返回，但资料还在邓鸿超那里。他的生死，谁也不知道。那一背囊的宝贵资料，也不知道是留在原地，还是会流往其他地方。
不过说来，两个接收报告的干部，听到邓鸿超的事件时，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当然，他们可能只是文书一类的干部，板着脸做记录，就是他们的工作。报告做完后，他们又让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报告装进了牛皮纸封，那两个人，就夹着一大溜文件，坐着吉普车离开了。
至于我，还得接收治疗。比起医院，这里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因为这里楼不高，也不吵，四四方方的，像北京的四合院那种。那进门处，甚至还有站岗的士兵。
医生说，我的问题不小，子弹带来的伤口已经控制，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顶着一身需要修理的烂骨头，走了那么久的路，自然要休愈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些都还是小问题，脑袋的摔伤，没我想象中的那样轻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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