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半左右，死者穿上工作服，走进了翻砂间。
她抄起铁铲，帮助丈夫滤砂。
这是一件很费体力的活儿，她咬紧牙关，拼命地干起来。丈夫一个人干着两个人做的重事，完全是为着她们这个家庭。她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对丈夫说：“累了就歇一会儿，中午休息时，我还能来帮忙。”
丈夫憨厚地笑笑：“我年轻轻的，有的是力气，这点活儿，累不倒我。”
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死者拍了拍沾在身上的沙尘，不无怜惜的对丈夫说：“我要去上班去了，中午回去先歇一会儿，菜等我回来烧。”
七时三十分，死者准时到车间上班。
这是这个小厂里最大的一个车间。房屋南北朝向，只有北面一扇门可以入内，南墙有二扇半人高的窗户。由于隔墙就是厂外的道路，为了安全，窗户上镶满又粗又密的铁条。里面安置着七台中等规格的各类车床。七个操作工和两个质检员相继到来，大家打了一声招呼，就站到自己的岗位上。死者负责操纵钻孔车床，机器转动时铁屑会四处飞溅，因而她用头巾把齐肩长发包好，又用纱巾裹住衣领，便开动机器，开始生产。
车间里都是妇女，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车间里虽有机器的噪音，但互相靠得比较近，并不影响她们的谈话。丈夫儿女，买菜做饭，张长李短，各种议题连续不断。厂方只在产品的数量、质量上有要求，至于在工作时说说话，既不影响生产，又能调节情绪，也就乐得由她们说去。
9时左右，坐在小凳上检查产品质量的顾姨，抬头发现死者已关掉机器，头伏在车床台面上。于是急忙站起来，走到近前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死者回答道：“没有关系，头有点晕，过一会儿就会好的。”顾姨是本地人，待人热心，她抚着死者的头说：“不行就回去休息一下，事情天天有得做，钱也天天有得挣，千万不要累坏了身子。”
听了这些话，死者慢慢站起身来，刚刚走了两步，突然像电视电影中常见的慢镜头，软软的、轻轻地、缓缓地倒在了地上。顾姨等人一齐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呼喊着死者的名字，但这时死者已经没有了回应。大家丢下手头的工作，从门外拉来一辆二轮拖车，七手八脚地把死者抬上车，推向了仅有两百公尺之遥的镇医院。
医生对死者进行了紧急检查抢救，见死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也很微弱，赶忙打了一剂强心针，解掉头上的包巾和脖子上的纱巾，进行人工呼吸。
这些努力毫无结果，医生只有宣布病人死亡。但抢救中医生发现了死者颈部的绳痕，立即向靖海市公安局报了案。
得知妻子死亡后，老马悲痛欲绝，拉着死者的手，痛哭失声，久久不肯离去。
综合以上情况，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其一，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外力勒索引起生理损伤性改变所致。其二，死者从早晨五点过后起床至九时死亡，这段时间的活动，是为人所共知的。特别在上班以后，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活动过程是可信的，是有众多人证证明的。
同时，也带来三个问题：死者是谁勒死的?出于什么动机勒死的?在什么时候动手勒的?
我和当时同在现场的靖海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江刚，反复核实了这些情况，都感到有点迷惘，对这几个问题苦思而难得一解。
首先，是谁勒死了死者?
从作案条件方面考虑，最具作案条件的是死者丈夫老马，他们生活在一起，夜里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用反证法分析，老马几乎无此可能。据调查了解，其一，作案因素不明显。他们夫妇感情很好，结婚多年，相亲相爱，近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突发性矛盾。其二，案后表现正常。妻子死后，老马表现出来的悲痛，看上去决非假装，完全是一种真情流露。其三，作案过程未见动静。他们之间如果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老马在夜里动手，用绳索勒住了妻子的脖子，不论是忽然间萌发了恻隐之心，还是妻子极力反抗、呼救，当时松手未曾勒死，隔墙两侧的住户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动响。因为他们居室之间只有一层单砖砌成的薄墙，墙面上方至屋顶的三角区互相贯通，没有隔挡，一只老鼠在这间房里窜过，另一间房里的人都能听到。其四，受害者事后反应如常。一般说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决不会表现得如此平静。仍能和平常一样，起早给丈夫准备早饭，毫无改变的安然上班。更不会在上班前，为了减轻丈夫的体力负担，而卖力地去帮他干一个小时的重活。这毕竟是丈夫狠毒得要她性命的事啊!谁能在关乎到自己身家性命的时刻，安之若素呢?即便一个女人的心肠再善良、脾性再平和，城府再深厚，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说是夜里有人谋杀，姑且不论是什么动机，也不论这个动机的前因如何，在作案过程中，死者怎么可能不挣扎，丝毫没有惊动同床共枕的丈夫呢?再说，勒而未死，被害人怎能不向丈夫倾诉呢?再者，房门上没有发现撬痕，隔墙上端的浮尘未动，作案者是用什么方法进入室内的呢?
如果说谋杀的时间不是在夜里，而是在死者起床之后，那么，只有两个时间段。一是在死者上班前，一是在死者上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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