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房子价格上应该要便宜一些吧?”
“没便宜多少。”杨兴春抖了抖烟灰，傲然道，“我可不想乘人之危。再说了，我们做警察的，本来也没那么多顾忌。当时给了十二万——十六年前啊，一次付清。”
“一次付清?”罗飞咂咂嘴，“这不太妥当啊。”
杨兴春“嘿”的一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还真被你说准了!我应该把这笔钱掌握在自己手里，分批慢慢支付，就像当初通过救济款来控制秦燕那样。可惜啊，我当时太想改善他们父女俩的生活了。而且我觉得李军毕竟是个男人，总该有点责任感的，就没考虑太多。现在想想，一个吸毒人员，手里一下子有了十二万现金，这事得多不靠谱!”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后来我还真被他糊弄了一阵子。”杨兴春用拇指尖在头皮上蹭了蹭，带着自嘲的口吻回忆道，“我记得那阵子每到周末，我都要去看看李梦楠，带点零食玩具什么的。开始那一阵吧，真没发现什么不对。那片平房是老旧一点，但家里物件置得挺齐，感觉父女俩的生活是没什么问题。李军说自己又找了工作，一切都挺好。李梦楠的情绪也不错，有一次刚好李军给买了新衣服，小姑娘穿得美美的，还表演了幼儿园里学到的舞蹈——你看看，多好啊!”
“实际是有问题的?”
杨兴春夹着香烟在空中点了点，加重语气说道：“有很大的问题!”
罗飞凝目以待。
杨兴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快到冬天了。那个周末我照例去看孩子。进门之后看到李梦楠一个人坐在屋子最里面的墙角，表情呆呆的。我喊了一声，小姑娘身体一抖，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我就走过去问孩子你怎么啦。小姑娘也不说话，只是流眼泪。我感觉不太对劲了，连忙去找李军。李军当时在屋外抽烟呢。我问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好像吓着了似的。李军就给我解释，说他昨天晚上上夜班，走的时候把屋门给锁上了。结果半夜李梦楠醒了，她自己打开窗户从屋子里爬出来，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站了有两个小时。
“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你不知道这孩子遭过什么罪吗?怎么还把她一个人关在屋里?李军就开始诉苦，说：‘我也没办法呀，我是蹲过号子的人，工作不好找，只能上夜班。你说我去上班了，深更半夜的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把门锁上，能放心啊?’
“这话貌似也没什么毛病。于是我又提出帮他找一份白天的工作。但李军却不太积极，说什么那太麻烦你啦，又说这孩子也不能老这样吧，总得慢慢锻炼，多来几次也就没那么胆小了。”
罗飞心中一凛，下意识地接了句：“这可不行。”他知道那孩子本已忘记了那段可怕的记忆，这种“锻炼”岂不是要把她重新推入痛苦的深渊?
“当然不行。”杨兴春附和罗飞的说法，语调却是冷冰冰的，随后他又话锋一转，“不过这些倒不是事情的重点，重点在于一块手表。”
“手表?”罗飞有些摸不着头脑——这话题也跳得太快了。
“我和李军聊天的时候，看到他戴了一块手表。”杨兴春一边说一边抬起左手，用右手食指在自己所戴的腕表上示范般点了点，“就是这块手表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罗飞茫然地把手一摊道：“我没明白。”
杨兴春笑了笑，开始解释此事：“我和李军交谈的时间是周六下午。而就在当天早上，我刚刚接到一个协查任务：在高岭所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作案人趁夜深之际，翻窗进入民宅行窃。协查通报中重点提到几件失窃物品，其中就有一块天梭牌男式手表。”
“哦?”罗飞微微眯起眼睛，“就是李军手上戴的那块?”
“没错。”杨兴春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胸有成竹地展开分析，“李军这小子以前从来不戴手表，怎么突然开始戴了?那块手表正巧也是天梭牌，而且一看就不是新的。这立刻便让我起了大大的疑心。于是我就试探着问了句：‘哟，刚买的手表吗?’李军一愣，然后赶紧回答说：‘对，这不上夜班吗，有块表看时间方便。’我又问：‘多少钱啊?’李军有些支吾了，憋了一会儿才敷衍道：‘嗨，跟朋友买的，二手货，不值钱。’这两句话一问，我有数了：这块表肯定是赃物无疑。”
罗飞点头表示赞同。他虽然没有亲临其境，但从杨兴春的描述来看，李军的反应确实符合做贼心虚的心理特征。
杨兴春冷笑着总结道：“他所谓的上夜班，原来就是在外面做贼。”
罗飞推测道：“这么说的话，他当时已经把卖房子的钱挥霍完了?”
杨兴春“嗯”了一声：“后来我专门找人去查过他，才知道这家伙不光吸毒，还赌钱。卖房款几个月的时间就给搞没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罗飞先这么评价了一句，然后又凝目看向杨兴春，语带机锋地问道，“你一定对他失望至极，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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