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因为我在别墅外面等的时候刚好在下雨，鞋子湿透了。”
“你当时已经慌了神，不敢报警，而且急着逃离苏黎世，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湿着脚走路，你就特意抽出时间买了一双新鞋?”
“是的。”
他靠在椅背上，敲了敲身后的门。门开了，外面的人递进来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加百列的旧鞋。
“我们在火车总站的厕所里找到了这双鞋，它被人扔进了垃圾桶。我怀疑这是你的鞋，而且我怀疑我们在别墅门厅和走道上发现的脚印就是这双鞋留下的。”
“我跟你说了我进过别墅。就算脚印是这双鞋留下的，也证明不了什么。”
“这双鞋看起来质量很不错啊，就这么扔进火车站厕所的垃圾桶里好像有点可惜，而且我觉得，它们也不是太湿啊，”他抬起头，看着加百列笑了笑，“不过我也听说，那些容易慌神的人对自己脚也特别敏感。”
贝尔走了三个小时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显然，新来的这个人官职更高，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苏黎世凶案组的普通探员。加百列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看出这一点。贝尔对这个人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把他让到审讯桌前坐下，自己则立正站定，主动退到了他身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来人自称彼得森，他只报了自己的姓氏，没有报名字，也没有报职衔。他穿着笔挺的炭灰色西装，打着银行家常打的那种领带，头发几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灵活得像个钢琴师，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厚厚的银表。这块表当然是瑞士生产的，面盘呈深蓝色，可以承受超高压。彼得森双眼呆滞、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阵子，脸上有种熟知机密、深谙内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别墅两道门的密码，”他和贝尔一样，都跟加百列说英语，只不过他几乎一点口音也没有，“你把它们写到哪儿了!”
“我没把它们写下来。我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
“我知道你跟贝尔军士长说过了，”他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但你现在是在跟我说话，我问你把它们写在哪儿了?”
“我打电话给伦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码报给我了，然后我就用这两个密码打开了别墅的安全门和正门。”
“你把密码记在脑子里了?”
“是的。”
“那你现在报给我。”
加百列冷静地把密码背了出来。彼得森看了看贝尔，后者点点头。
“你的记忆力真好，德尔韦基奥先生。”这一次，他说的是德语。加百列茫然地看着他，仿佛听不懂德语。彼得森说回了英语。
“你不会说德语吗，德尔韦基奥先生?”
“不会。”
“可是那个从火车总站把你送到别墅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你德语说得很流利啊。”
“会几个德语单词跟会说德语完全是两码事。”
“司机说你告诉他地址时，德语说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带有柏林口音。跟我说说吧，德尔韦基奥先生，你讲德语怎么会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说德语，只会几个德语单词。我以前为了修复一幅画，在柏林待过几周。估计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时候学来的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经有四年了?”
“是的。”
“什么画?”
“你说什么?”
“你在柏林修复的那幅画。作者是谁?那幅画叫什么名字?”
“这是商业机密，我不方便透露。”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机密不机密的，德尔韦基奥先生。我想知道那幅画叫什么名字，画主是谁。”
“那是私人藏家收藏的一幅卡拉瓦乔的画。画主的名字真的不方便透露，很抱歉。”
彼得森头也不回地把手伸到后面，朝贝尔要东西。贝尔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他。他满脸遗憾地看着这张纸，好像在看别人的病危通知书似的。
“我们在电脑数据库里查了你的名字，发现你在瑞士没有犯罪记录，就连交通违规记录都没有。我们联系了意大利的同行，他们也没查到对你不利的记录，但他们说了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那就是1951年9月23日出生的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在二十三年前已经在都灵去世，死因是淋巴癌，”说着，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盯着加百列，“你认为两个人同名同姓且出生日期相同的几率有多大?”
“我怎么知道?”
“我觉得这个几率微乎其微。我觉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的人只有一个，你为了获取意大利护照，盗用了他的身份。我不相信你的名字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实际上，我敢肯定你不叫这个名字。我认为，你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你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工作。”
彼得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不是开心的笑，更像是一张白纸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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