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强迫自己醒了过来，醒来时出了一身冷汗，被单已经湿透了。他看了看怀表，发现自己已经睡了十二个小时。
他洗了个澡，穿上了衣服。外面天已经大亮，一朵朵蓬松的白云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大街上吹着阵阵凉风。昨夜下了雨，人行道上还有—摊摊积水，强风吹过，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小水泡。加百列步行去了威尼托街，在那里买了份报纸，然后进了家咖啡馆，边吃早餐边读报纸。
一个小时后，他离开咖啡馆，进了一间电话亭，凭记忆拨了一个号码。等了很久，电话终于接通了，对方似乎有些迟疑地问道：“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加百列自称史蒂文斯，这是他工作时用的名字。他说想跟贝克先生在因德拉波餐厅吃个午饭。对方迟疑了一会儿，接着电话里传来嘈杂的转接声，听起来像是瓷器被打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电话又通了。
“贝克先生说没问题。”说完，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加百列等了两天。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先去波各塞公园寂静的林荫道上跑几圈，然后走路去威尼托街喝咖啡。那条街上有家咖啡馆是由一个漂亮的褐发女郎打理的。第二天，他注意到店里有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神父很眼熟。加百列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结账时，他发现褐发女郎在账单背面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加百列抱歉地笑了笑，走时将账单留在了吧台上。神父仍待在咖啡馆里。
那天下午，加百列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观察自己有没有被人跟踪。他流连于罗马大街小巷的教堂，不停地观赏各种各样的壁画和祭坛画，直到脖子累到酸疼难耐了为止。他几乎可以感觉到恩师翁贝托·孔蒂站在自己身边谆谆教诲的样子。孔蒂和阿里·沙姆龙一样，都认为加百列卓有天赋，因此对他器重有加。当加百列还是个学徒的时候，孔蒂总是时不时跑到他住的那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把他拉到夜色弥漫的威尼斯到处看画展。孔蒂评价一幅画就像评价女人一样——“瞧瞧人家那用光、那技法，还有那双手。噢，我的天哪，那双手简直是太绝了。”
加百列在威尼斯的邻居是个巴勒斯坦人，叫赛义卜。他是个体型瘦削的知识分子，经常写些言辞激烈的诗歌和小册子攻击以色列，说以色列人是纳粹党。每次看到赛义卜，加百列就会想起“黑色九月”在意大利的行动组长阿卜杜拉·兹威特——这个人已被他在罗马安娜巴利亚诺广场的一处公寓楼梯井里暗杀了。
“我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罗尔夫小姐。”
“什么样的特别行动小组?”
“一个反恐小组，专门负责追踪暴力袭击以色列的人。”
“巴勒斯坦人?”
“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找到恐怖分子后，你会做什么?”
加百列沉默了……
“告诉我，艾隆先生，找到恐怖分子后，你会做什么?”
每到夜深人静时，赛义卜就会像兹威特的幽灵一样来到加百列的房间，手里总是拿着一瓶廉价葡萄酒和几支法国香烟。他一进门就盘腿坐在地上，跟加百列长篇大论地讲述巴勒斯坦人蒙受的苦难。犹太人!西方人!腐败的阿拉伯政权!他们所有人的双手都沾满了巴勒斯坦人的血!每到这时，加百列只是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毫不客气地享用着赛义卜带来的烟酒。有时候，他也会亲自谴责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撑不久的，加百列在一次令人难忘的发言中说道，最终，这个国家会在激烈的内部矛盾中走向末路，就像资本主义一样。赛义卜听完，大受感动，他还把这句话改了改，专门收录在自己写的下一篇文章里。
加百列做学徒期间，沙姆龙允许莉亚每个月来看她丈夫一次。他们一见面，就会激烈地做爱。做完后，两个人躺在单人床上，她每次都会恳求加百列回特拉维夫。莉亚来威尼斯的化名是伊娃，身份是一个在汉堡学社会学的德国人。每次赛义卜带着红酒和香烟前来造访，她都会满腹热情地跟他讲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1]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赛义卜盛赞她魅力非凡。“哪天你有空一定要去趟巴勒斯坦，看看那片神奇的土地。”他说。“好啊，”莉亚说道，“哪天有空就去。”
加百列每晚在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第二天晚上，店主免费款待了他，好像对二十年来每周都会光顾小店的常客一样。店主把他让到厨房附近的雅座上，给他上了一盘又一盘开胃菜，直到加百列招架不住，连连求饶为止。接着端上桌的是意大利面、鱼和各种各样的甜点。喝咖啡的时候，加百列收到一张字条。
“这是谁给的?”加百列问店主。
店主摊了摊手，用罗马人惯有的姿势表达了他的困惑：“一个男的。”
加百列看了看字条，这张字条纸张普通，字迹陌生，没有签名，上面写着：
圣玛丽亚德拉佩斯教堂，一小时后。
随着夜色渐深，天气也渐渐转凉，波各塞公园的树林里刮着阵阵疾风。加百列走了好一阵子——他先上了旅馆所在的那条路，然后沿着威尼托街往前走，最后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在旧城区的边缘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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