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舍伍德猛地打了个激灵：“我想我得喝一杯。出去走走吧，加百列。透点新鲜空气对我俩都有好处。”
他们走进杰明街转角处的一家酒吧，在咝咝作响的煤气炉边找了个位置坐下。伊舍伍德点了一杯梅多克酒。他看着燃烧的火光，心思仍在战时的法国。加百列悄悄潜进了他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小孩偷偷摸进了他父母的房间一样。
“被抢的画最后都到哪里去了?”
“ERR把巴黎网球场美术馆变成了存放、分类这些藏画的地方。一大批专家日日夜夜地把落入德国人手中的大量藏画分门别类、估值鉴定。看到好的就装箱运回德国，要么献给元首，要么作为林茨计划或普通德国博物馆的藏品。他们看中的大多是古典大师或北欧的艺术品。”
“那其他艺术品呢?比如印象派和现代作品?”
“纳粹分子觉得它们是低等艺术品，但他们也不打算就这么拱手送人，至少得揩点油水。大多数十九、二十世纪的作品都被卖出去了，用来筹措军资。没卖出去的也用作其他交易了。”
“什么样的交易?”
“以赫尔曼·戈林为例，他在柏林南部有座规模庞大的狩猎行宫，叫做卡琳宫。这个行宫是以他死去的妻子、瑞典贵族卡琳·冯·福克的名字命名的。其私人藏品的规模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二战时期，戈林利用自己只手遮天的权力极大地扩展了他的藏品规模。他把巴黎网球场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藏馆。”
伊舍伍德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点了一杯。
“戈林是个贪得无厌的混蛋——单从巴黎网球场美术馆，他就搜刮了六百多幅画，但他不厌其烦地做了些表面文章，将赤裸裸的盗窃行径粉饰成合法的购画交易。戈林要是看上了一件艺术品，他就会挑个鉴定师去把这幅画的价值鉴定得很低，然后马上据为己有，并向画主承诺自己会把钱打进一个特殊的ERR账号。实际上，戈林从来没有为自己从巴黎搜刮来的藏画支付一分钱。”
“那这些画最后都送到卡琳宫去了吗?”
“有些送过去了，有些没有。戈林跟希特勒一样，不喜欢印象派和现代作品，但他知道这些画能卖个好价钱，也可以交换成自己喜欢的作品。有一笔交易是意大利代理商帮他完成的，戈林用他从巴黎网球美术馆搜刮来的九幅画换了七幅意大利古典绘画和好几件其他种类的艺术品。那九幅画全是从犹太人的私人藏馆和画廊里偷来的，作者是梵·高、德加、塞尚、雷诺阿、莫奈等。戈林还跟瑞士的交易商做了几笔类似的交易。”
“跟我讲讲瑞士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吧。”
“瑞士的中立国身份给了瑞士交易商和收藏家得天独厚的优势，能让他们从德国对法国的洗劫中坐收渔翁之利。瑞士人可以自由穿行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瑞士法郎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种通行的货币。不要忘了像苏黎世这样的地方已经堆满了跟希特勒合作带来的巨额收益。如果说巴黎是买赃画的地方，那么苏黎世、卢塞恩、日内瓦就是卖赃画的地方。”
“或者藏赃画的地方?”
“不过我得说，瑞士的银行保密法也给转手赃物的交易提供了天然的温床。那些有关接手赃物的法律也是。”
“跟我讲讲那些法律吧。”
“它们太绝了，也充分体现了瑞士人狡诈的特色。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下了一件偷来的物品，过了五年，那件物品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了。”
“真是方便。”
“还有，如果一个艺术品交易商发现他错收了赃物，失主必须赔偿交易商才能拿回自己的画。”
“也就是说，瑞士交易商和收藏家完全可以放心地接手赃物，不必担心犯法或者赔钱?”
“没错。”
“战后发生了什么?”
“战后同盟国派了一个叫道格拉斯·库珀的艺术品专家去瑞士调查真相。库珀调查后认定，二战时期流入瑞士的赃画数量就算不及成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他确信，其中许多赃画就藏在银行金库和保税仓库里。保罗·罗森贝格亲自跑去瑞士看了看，他在瑞士的一家画廊里看到一幅马蒂斯的作品，那正是当年德军从他的画廊里抢走的收藏品。”
“厉害，”加百列说，“瑞士政府当时有什么反应?”
“瑞士政府向同盟国作出承诺，全力配合同盟国进行彻底的调查。它还承诺冻结所有战时从德国流进瑞士的资产，并就此展开全国普查。但是这两点它都没有做到。道格拉斯·库珀建议暂时吊销经营赃画的艺术品交易商的营业执照，瑞士政府拒绝了。后来，瑞士艺术品交易商联盟还告诉成员不要合作。总之，瑞士政府做了它一贯做的事情——保护本国商业和公民不受外国人的冲击。”
“那像保罗·罗森贝格这样的交易商有没有试着打官司，把被盗的藏画拿回来?”
“有些人试过了，但情况对他们不利。瑞士政府把诉讼成本抬得很高，打起官司来既费时又费钱，外国人很难从瑞士公民手中把财产要回。瑞士人总是辩解说他们是善意购买人[3]。而且，不要忘了，大多数赃画都是在1940年流进瑞士的，根据瑞士法律规定的五年时限，这些赃画已经名正言顺地为新主人所有，不能再物归原主了。因此，不用说，大多数提起诉讼的失主都空手而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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