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和凯文卡特一起工作的摄影记者joaosilva在后来引发世界争议的“饥饿的苏丹”的一次采访中从他的角度讲述了当时的拍摄情况。
他们随联合国一个派发粮食的直升飞机降落到苏丹，在发放救济粮的三十分钟之内，他们有机会拍一些照片。凯文就在直升飞机附近，据他讲，当时凯文看到了眼前可怕的场景惊呆了，他拍了不少饥饿孩子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孩子蜷在地上仿佛在哭泣，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取救济粮，暂时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凯文轻轻地调整了角度，为了不惊扰秃鹫，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头，他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joao说他也拍摄了同样的场景，但是没有得普利策奖。
不过真正让凯文卡特火起来的却不是这张照片，而是这照片之后的饱受争议。
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采访中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件事演变为一种谣言，即这张照片揭示的饥饿被忽略，而莫须有的罪名被无限放大。
我曾经有幸看过这张照片的原本，巧妙的细节设计处处彰显着人性，但是这些在蓄意抹黑凯文卡特的事情上，全都被忽略不计了，人们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只顾着放大那些伤害。
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后，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遗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这件事情让人痛心，不过追踪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却并不是突然之间的想不开而一时兴起。
凯文与朋友肯·奥斯特布鲁克等人一起组建了“砰砰俱乐部”。“砰砰俱乐部”另一摄影师西尔瓦也是凯文的好朋友，他与凯文拍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1993年，就在凯文拍到那张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乐部”一伙人又来到托可扎采访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从这之后凯文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是因为肯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他对钱的焦虑，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这时凯文的状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使用三个闹钟，他还是耽误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飞机。当然，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弄丢了，种种不顺让他感觉生不如死。
人性与道德在这一刻被扭曲了，凯文只是一个摄影师，他没有多大的能力能拯救非洲人，他只是想要拍一张合适的照片唤醒人们心中那最后一份光明，事实上他也确实赶走了秃鹫。
1994年7月27日，凯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显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还向朋友们倾诉了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
遗孀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凯文的人，那天傍晚凯文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记忆的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
凯文·卡特拍摄的大部分作品，虽然很可能同样讲述了重要的事实，却不为人知了。在他活过一次的世界里，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卡特在战乱纷起的南非的一个遍布灾民尸体的村庄发现了一个****的皮包骨头的女孩，当时这个女孩正艰难地从灌木丛中爬出，而此时一只兀鹰落在了这行将饿毙的女孩身后，瞪大了眼，卡特及时捕捉了这个让人震颤的瞬间，然后他将兀鹰赶走，抱起女孩。
我事后想起曾经社会上唯一对他公正的评价，就是那段评语，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评委会对《饥饿的女孩》的评语是：它以显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倾覆，揭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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