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谢老师得知我现在要去找江琳时，紧张地问我江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具体是什么情况要过去了才知道，他一听，马上告诉了我江琳的地址，并说他也会马上赶过去，到时候联系我。
我挂了电话，心想这个老师还真是不错，比较关心自己学生。
当我赶到江琳的社区外面时，谢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来。
“警官，江琳到底怎么了?”他一上来就问。
“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江琳很可能也失踪了，而不是去了北京。”这事已经闹得很大了，谢老师又不是闲杂人等，我也没有藏着掖着。
“什么?真的出事了?”谢老师惊讶地说道。
“怎么，你好像知道点情况?”我听着他的口气，疑惑地问道。
“是这样，我认识一个江琳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上个周末，我偶然碰见了他，便随口提了江琳的事，他说他们社区安排有专人负责一些特殊儿童的帮扶，他对江琳的事不是很了解，还说等周一上班了会帮我问一下。因为这件事与江琳的本身情况是相符的，并且是由社区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所以我也没有太过怀疑，他能问一下更好，不问也没事。”
“结果他没帮你问是吗?”我皱眉着说。
“不知道。那以后，他就一直没给我回话，我本来与他的交情也不是很深，偶然碰着提了此事而已，也不好再刻意打电话问他这事，加上周一到周五我的课也排得比较满，就忽略了这件事情。”说着，谢老师垂下了头去。
“上次在你们校长办公室里，你为什么没有说出这件事?”我盯着他问。
“我本来想起了的，可恰好蒋姗与陈燕他们来了，我便走了。”
我想了起来，那天他要出门时，迟迟没迈开步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校长还问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事，结果被办公室门上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他说了句“没事”就出了门去。
“唉!那你赶紧给你那朋友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事啊!”我很是郁闷地说道。
“好，好。”谢老师慌忙地拿出了手机。
我看着他打电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其实这事已经很明显了，可我还是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希望是那个社区人员核实了，江琳的确是去了北京，只不过是他核实后忘了给谢老师回话而已。
我是听着谢老师打电话的，那人还真是忘了，不过，他是忘记问这事了，他听说警方在调查这件事，答应会马上帮着核实，让我们等一下。
五分钟后，谢老师的电话响了起来，我紧张地看着他接起了电话……
现实是残酷的，社区所有人都不知道有慈善家想帮扶江琳一事。
听到这里，我突然冒起了一股无名怒火，一把抢过谢老师的电话就大声吼着：“那从你们办公室里打出来的电话是怎么回事?让你们社区主任马上过来解释清楚!”
“你谁啊?”电话那头的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度。
“我是刑警队的，现在就在江琳小区门口，赶紧让你们主任来一趟，这起案子重大，江琳要出了事，你们社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内心烦躁，没有给他客气。坑住肝巴。
他听着我是警察，说会马上通知主任，然后就挂了电话。
谢老师的年龄虽是比我大，可看着我的样子，加上他觉得这事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心里有愧，便唯唯诺诺的。
一阵凉风吹来，让我烦躁的心情冷静了些，我看着谢老师，其实他也算是关心江琳了，大晚上的，接了我的电话，马上就跑了过来。
外面太冷，在等主任来的时候，我招呼他上车去。我俩刚上车，社区主任就过来了，原来他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他过来时，我直接问他周五上午十点左右，都有谁在他们办公室里面。他想了一下，告诉我说，周五的时候，社区搞了一个“孝老敬亲”活动，工作人员都去到社区一些孤寡老人家中了，只留了一个人值班。
随后，我们马上与值班那人联系，了解到，那天上午接近十点的时候，一男子装作小区的租户，到办公室来咨询办理暂住证的事情，进门不久，他告诉值班人员，他进小区时，看到有两个人在吵架，值班人员一听，便出门去了，等到值班人员回来，他又说身份证忘带了，先不办暂住证，之后就离开了。
这中间，正好空出了一段时间，让那男子独自留在办公室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谢老师接到了社区办公室打出来的电话。
当我向值班人员询问到男子的外貌特征时，中山装、眼镜这两个词撞击着我的神经，也让我最后一丝侥幸心理破灭--江琳真的被中山装男子拐走了!
如果不是敏娃子招了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天真地以为江琳到北京去了，还会接受到慈善家的资助，真是可笑!
在已经失踪的七个女孩中，原来张世雅不是第一个，江琳才是。而江琳也算是中山装男子花费精力最多的一个，不仅让敏娃子“骗”走了她，还做了一些善后工作，让江琳一直“正常“地隐藏了起来，不被外人发现。
我稍加思索，便明白了他这样做的心理。他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掳走江琳，如果条件可以，我相信他会选择让尽可能多的女孩以这样的方式“失踪”，只有这样，他在继续掳走后面的女孩时，才不会遇到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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