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庙子湾有些地方很邪门，其一就是每十几年发生一次的冬雷子，这在别的村庄里几百年也见不到一次的雷电风暴，在庙子湾这个小村里却快成了家常便饭。庙子湾的村民已经对冬雷子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了，就好像沙漠里的居民看惯了沙尘暴一般。
第二个邪门的地方是庙子湾里虽然有七十二座庙，却是有庙无僧，也没有道士、尼姑之类的。整整七十二座庙全部由村里的村民自发来管理。据村里的老人讲，以前庙子湾里是有和尚也有道士的，并且数量也不少，加起来有二十多人，还代代收徒，延续了几百年。后来到了清朝末年，当时村里所有的道士和和尚不知道什么缘故，全都汇集到会通河的土闸口上做起了法事，又焚香又烧纸又念经的。这时本来平静的会通河上忽然刮起了大风，又泛起了波涛，接着冬雷子就好无预兆的从天上打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村里人到土闸口上一看，个个都吓呆了，二十几个和尚和道士全都被冬雷子烧焦了。从那次事情发生后，村里剩下的几个道士(或者和尚)的徒弟全都收拾包裹离开了庙子村。之后，再也没有道士(或者和尚)敢来庙子村了。庙子村的村民传言，那次做法惹闹了冬雷子，冬雷子把道士和和尚赶出了庙子村。
我的爷爷来到庙子村后，就安安心心地住下了。这一住就是十几年。期间，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我爷爷不太干净的身份，我们一家经历了许多“特殊的事情”，不过那时我爷爷在村子里很受村民的尊敬，所以我们一家也没有遭受到太大的风波。直到六三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床上睡大觉，三辆解放牌汽车开进了院子里。当时车上走下来了几个中年军人，很干脆地把我爷爷拉到里屋里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爷爷和奶奶就简单收拾了一些东西，跟着几个军人上了解放汽车。那几个中年军人对我老爹解释说是国家让我爷爷和奶奶去执行一项任务。可是到后来我爷爷就一直没有了音讯。在我爷爷走的时候，他将一块血红色的玉石递到了我老爹的手里，让我老爹好好保管。过了一年多，我老爹又把那块血玉石挂在了我的脖子上。我老爹说这块血玉石可以保我平安。
爷爷被几个军人带走后，村子里又推举了新的五知——王发财。王发财也就是故事里的那个王木匠。王木匠是个手艺人，一般在村里打打棺材，扎点花圈之类的，棺材生意做得多了，对于白事也是比较在行的，能被推举成五知也合情合理。
王发财有个儿子，大名叫王有福，绰号叫肉墩，和我是同一年出生的。王肉墩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却长了一堆的肥肉，也搞不清楚他是吃什么长大的。王肉墩是村里出了名的熊孩子，掏鸟窝、捅马蜂窝、扎校长的自行车轱辘.....各种损事没少干。而我却因为家里老爹管得严，一直在村里老老实实的，啥坏事也不敢干，俨然是一个乖孩子。
直到六五年，我老爹稀里糊涂地竟然被附近的军区招去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在部队里当上了班长。我老爹这一走，我家里就剩下了我和我娘两个人。我娘又管不了我，我又和肉墩混到了一起，在肉墩的带领下，我也野了起来。
几年后，全中国兴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城里的知识青年都跑到了乡下，和工农群众走到了一起。当时，庙子村里也来了七八个知识青年，好像是四个男的三个女的。这些知识青年中，年龄大的有二十一二岁，年龄小的十三四岁，比我和肉墩大不了多少。
我和肉墩去掏鸟窝、下河摸鱼的时候也常常带着这几个城里来的知青。在这几个知青里，其中有一个跟我和肉墩玩得特好，名字叫郝文斌。郝文斌长着一张小白脸，刚刚来到村里的时候还抓着一身细布衣裳，非常爱干净，不下河，不敢去旮旯地，显得很洋气。结果第二天，就被我和肉墩当成地主少爷狠狠地揍了一顿。
不打不相识，拳头底下出兄弟。郝文斌被我和肉墩揍了一顿之后，以后就变得土性起来，跟我和肉墩称兄道弟，整天混在一起。当时，我们三个人在毛主席画像前磕了头，拜了把子，自称是“卫红三兄弟。”郝文斌年龄最大，是大哥。我年龄最小，成了三弟，肉墩便成了我的二哥。
那时话匣子的女儿二丫也和我的关系比较好，(不要想歪了，很单纯的玩伴关系。)二丫这个女娃子干起农活来很利索，但是脑子比较笨，上了好长时间学也不认字。不认字也就算了，却整天缠着我让我给她讲我爷爷笔记本里的灵异故事。起初，我懒得跟她讲，后来，她换了个法子，用捡来的驴粪蛋(驴粪蛋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用来换工分的)来给我作交换，二十个驴粪蛋可以换一个故事听。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的日子，我常常拿着爷爷的笔记本给二丫读上几个故事，可爷爷的笔记本里的故事有些并不完整，许多故事都没有结局。当我给二丫讲了刘老头在旮旯地里夜葬遇见小绿孩的故事后，二丫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回去问她老爹话匣子后来事情怎么样了，结果被她老爹臭骂了一顿，说我的故事是胡编乱造，根本就没有这事儿。
我当然不服气了，为了证明我没瞎编，当下就决定晚上带着二丫去旮旯地的坟地中探个虚实，为了壮胆，顺便喊上了肉墩和郝文斌。
从这次夜探坟地起，发生了一系列可以改变我命运的怪事，我的故事也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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