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演出没有开始。“大陈举杯说：“来，走一个……”
“这里是Playboy Club吗?”我问大陈。大陈早年留学德国八年，海归后又以学者身份在柏林呆了两年多，是我们中旅德资历最深的家伙。
“不，花花公子是美国货，这里叫做‘柏林兔’俱乐部，是纯粹的柏林人自己的兔女郎，柏林人怀旧的玩意儿。”
“兔子又什么好怀旧的?”我不解。
大陈指指脚下，说“这下面，就是当年波茨坦广场柏林墙穿过的地方……
“波茨坦广场自古就是柏林的繁华中心，但二战彻底毁于战火;战后，柏林严重缺粮，政府号召市民开荒种地，波茨坦广场废墟被僻为菜园，土豆萝卜供人果腹，也引来战火余生的野兔。
“那段日子里，野兔为柏林人提供了情趣与……肉食。
“忽然有一天，菜田被铁丝网围困，两道高墙左右延伸，波茨坦广场被一分为二——28年的柏林墙期间，柏林墙夹缝中的‘死亡地带’成为野兔家园。
“兔儿生来会打洞，一些野兔挖开墙基做巢穴，一些兔儿洞被东柏林人利用，扩大成西逃的地道。”
原来如此。
十、兔子舞
钢琴曲一曲终了，场内灯光渐暗，兔女郎钢琴师起身谢幕，舞台缓缓下沉，一会儿，连人带钢琴都消失在黑暗中——全场灯光都熄灭了。
“咣……”的一声巨响，灯火恢复通明，舞台上出现一群兔装少女，随着激烈的乐曲声激情舞蹈。
舞姿热情，姑娘们面朝四面观众，如旋涡般转动身形，踢腿扬手。一股浓烈的亢奋情绪从女孩们的笑脸中射向各个角落，细细密密地蔓廷开来，犹如催情剂般，毫不含糊地催化了满大厅红男绿女，尖叫、呼哨此起彼伏，暧味如啤酒泡沫般四处泛滥。
“仔细看看，柏林兔与花花公子女郎有什么区别。”大陈贴着我的左耳，大声提醒道。
服饰有点区别，一般花花公子女郎都是纯色服饰，要么通体洁白，要么粉红;眼前的女孩耳朵帽子分亮色，耳背白，耳朵正面黑，女郎一色的黑文胸，黑色三角裤，屁股上的毛球尾巴却是白的。
“看明白了吧，柏林野兔都是这个造型，肚子是黑的，背部是白的，你再仔细看看，还看得出什么名堂么?”
还没等我细看，右侧的屠春开惊叫起来：
“斯特拉坦!克里奥帕特拉-斯特拉坦在舞台上!”
真的，一、二、三……七名舞蹈女孩中，有一张熟悉的脸，就是圣保罗医院的护士小姐克里奥帕特拉-斯特拉坦。
一轮热舞过后，演出正式开始，接下来的演出内容很丰富，但我们已经无暇顾及，因为，克里奥帕特拉-斯特拉坦小姐走到了我们的席位上。
不错，就是她，没卸妆，兔头兔尾地出现在我们中间，而且……
而且，一屁股坐在了大陈推上，叭的一下，在大陈左边面颊上盖上了一只大红唇印。
这一幕，把我们全看傻了。
“很简单……我不信邪，回到医院找到了斯特拉坦小姐，很真诚地请她吃了一顿午饭，一切秘密都揭开了!”大陈轻松地说。
罗马尼亚姑娘克里奥帕特拉-斯特拉坦今年十九岁——白种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自费到柏林留学，为省开支，与一名同乡大婶同住，那位同乡是圣路易教堂里的清洁工，住在教堂院落内的小屋里。
斯特拉坦出生在布加勒斯特一户普通工人家庭，仅靠实习护士的补贴做学费，当然不够，好在姑娘从小爱跳舞，于是找到了这份演绎圈的兼职。
医院的夜班十一点半交接，演艺厅首轮演出十二点开始，没时间化妆，所以，每晚从医院下班，女孩都是直接换上演出服，套上一件毛绒大衣，匆匆赶往波茨坦广场。
更衣室在病房走廊尽头，也正好就是屠春开住院病房的隔壁。
至于老屠说他是在下半夜看见“死神兔子”，纯属自己睡糊涂了，那时候他沉浸在癌症的恐惧中，根本不知时间，为何遇上病人连续死亡?
那种病房，每天死人很正常。
屠春开听见斯特拉坦小姐换好演出服后，一路小跑往外赶，女孩穿的是舞蹈鞋，自然脚步轻巧，春开开门看见女孩头戴兔儿帽，身披白色毛绒大衣，于是“看见一只比人还大的兔子”。
至于那次吓破胆的街头邂逅，屠春开的确看到的是斯特拉坦——圣路易教堂大门不在正街上，出租车只到街口便放下了女孩。
教堂院落里的兔子吓坏了屠春开，女孩被老屠吓得更厉害，从那天以后，每天临晨，罗马尼亚大婶都得站在教堂门口接姑娘。
至于兔子嘛……柏林每一处市区公园、教堂坟院都是野兔的栖息地。
斯特拉坦小姐找来三位伙伴与我们一起玩耍，那晚我们喝到天将放亮，大家都醉醺醺的不知怎么回的家。
很糜烂的大年初一情人节。
初一中午，按约定一道在兔儿爷酒家吃年头饭，大陈带着斯特拉坦小姐来了，两人眼球上都布满血丝，一看便知，这俩一宿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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