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新的、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南非共和国。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新的政府不仅承诺「一人一票」的民主，还包括解决整个国家的就业与住屋问题。我父亲以为政府的意思是「马上就会好」，他不了解这些长期的目标要经年累月，好几个世代后才会达成。他以为如果我们放弃部落的老家而搬进城市，就会有崭新的房子跟高薪的工作等着我们。我父亲很单纯，只是一个按日计酬的零工。我不怪他，因为他没受过正武教育，他的梦想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于是我们搬进了卡尔理恰，开普敦郊外四个主要的镇区之一。那儿的生活是由折磨、绝望及赤贫组成的，也是我童年的写照。
事情发生的那天，我正好从公车站走路回家，大约是清晨五点钟，我刚当完班，在维多利亚码头的星期五餐厅端盘子。那天的情况不错，小费颇优渥，而且从三国橄榄球对抗赛传来的消息足以让任何一个南非人感到兴奋，南非跳羚队痛扁了纽西兰全黑队……再度获胜。
(他随着记忆微笑。)
也许一开始是这些想法让我分神，也许只是因为累坏了，然而在我有意识听到枪响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本能的出现反应。枪击其实很常见，尤其这阵子在我住的附近，「一人一枪」是我在卡尔理哈生活的箴言。我像个久经战斗的老兵，发展出近乎遗传般的生存技能，敏锐而机警。我蹲伏下来，一边想找出枪响的位置，一边寻找最坚硬、可供掩身的遮蔽物。大多数的住屋都是将就、凑合的小屋，由木片或锡制的浪板搭建，要不然只是几片塑胶绑在支架上。这些彷彿纸扎的小屋每年至少会失一次火，子弹透顶穿屋就跟飞过空气一样容易。
我快步奔跑，蹲在一家由货柜改建的理发店后面，虽不完美，但能顶个几秒钟，足够藏身等到射击停下来。不过射击并没停止，手枪、霰弹枪以及你永生难忘霹里啪啦的震响，只有俄国制科拉希尼 科夫步枪才有的震撼效果，这场枪战持续得太久了，绝不是普通的帮派械斗。接着传出尖叫，大吼。我开始闻到烟味，听到群众的骚动声。我从角落窥视，几十个人，大部分穿着睡衣，全都在喊：「快 跑!快离开!牠们要来了!」我四周房里的灯全都亮了起来，有人把头探出小屋。:晅儿怎么了?」 他们问道：「谁要来了?」那些会探头问的都是年轻的脸孔，老一点儿的立刻开始逃命，他们拥有另一种不同的生存本能，一种生在自己国家却沦为奴隶的天生本能。当时每个人都知道「牠们」指的是谁，而且假如「牠们」要来的话，你能做的就是赶紧拔腿跟祈祷。
你跑了吗?
我不能跑。我的家庭、我的母亲还有两个妹妹，都住在离自邦尼珥电台不远的地方，正好是那群人想逃离的地方。我没有用脑，我是个笨蛋，我应该绕过他们，找个小巷或安静的街道再切进去。
我努力在恐慌的群众中穿梭，逆向前进，以为可以沿着路边的房子往前挨近。我被撞得摔到有家人用塑胶布围成的墙，被缠住了，还把整问房子都弄垮了，被困在里面下能呼吸。有人从我身上跑过，脚蹬着我的头往地上撞。我最后终于甩掉缠累，连扭带滚的冲到街上，当我看到牠们的时候我还趴在地上：十来个或十五个，衬着背景燃烧屋舍的火光可以看到牠们墨色的轮廓，我看不到牠们的脸，但我可以听到牠们的嗥叫，弓着身子高举着手朝我过来。
我站起身来，一阵晕头转向，全身都在痛。我出自本能开始后退，退向最近一间破屋的「入口」。某个东西从我后头抓住我，揪住我的领子，把布都扯烂了。我转身、低头又重重踢了一脚。牠很高，又比我重。从牠白衬衫的前胸流下黑色的液体，胸口露出一把刀，插在肋骨之间，刀刃没人身体，只见刀柄在外。我衣领的碎片被牠紧咬在口中，当牠张嘴时掉了出来。牠狂吼冲了过来，我闪躲着，牠抓住我的手腕，我感到骨头被捏裂了，痛彻全身。我跪倒在地上，想用滚动来绊倒牠，我手挥到一只沈重的锅子，于是抄起锅来用力挥去砸牠的脸，我又砸一次，再一次，猛敲牠的脑袋骨直到脑袋开花、脑浆流到我的脚上。牠砰的一声倒下。我才刚脱困，门口又出现另一个，这回这种临时组合屋的脆弱特性救了我，我在墙上踢出一个出口溜出去，过程中还牵拖整座屋子倒下。
我跑啊，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一场由破屋、乱窜的火苗所组成的恶梦，我跑进一问屋子当中，有个女人躲在墙角，两个孩子挨着她旁边蹲着哭。「跟我来!」我说：「拜托，走吧，离开这儿!」我伸手示意，靠近她。她把孩子拉近，亮出一把磨利了的螺丝刀，她圆睁着显出恐惧的眼睛，我听到背后破门而入的声音，摧枯拉朽般正在踏平整问房屋。我从说黑人的话改成英语，「拜托，」我恳求：「你们一定要赶紧离开这儿!」我向她伸手，但她刺了我一下。我留她在原地，不晓得还能做什么。她仍在我脑海中，当我睡觉或者当偶尔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时她以我母亲的形象出现，而哭泣的小孩是我的妹妹。
我看到前方一道强光，从屋舍的缝隙中透出，我死命的跑，想要叫住这道灯光，喘不过气来。我跌进一间房于的墙壁，猛然问我发现我在一片空地上，车头灯照得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有某个东西重重击中我的肩膀，我想我在倒地之前就晕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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