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被爆者」这个词汇的意思是「原爆生还者」,我们这些人在日本的社会阶级上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一般人对我们既同情又悲怜,我们身兼牺牲者、英雄以及政治议题的象征。然而,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却是一群受到社会排挤的丧家犬,没有哪个家庭愿意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婚配,被爆者是不洁净的,不可混入日本人种纯净、初始的基因温泉。我个人对这耻辱感受甚深,我不单是个被爆者,还因为眼睛被爆瞎了,让我成为家国之负担。
在疗养院的窗外,我听到我们国家正在重建而奋斗的声音,然而我对这些努力所[能贡献的是什么呢?完全没有。
我好几次想找个工作,多卑微的工作都好,但是没人愿意用我。人家只当我是个被爆者,而我也经历了不晓得多少「礼貌性拒绝」。我哥叫我回去跟他一块儿住,坚称他跟嫂嫂会照顾我,而且家里总有些「需要」的工作用得上我。对我而言,这种安排比待在疗养院里更糟。他才刚退伍返家,正想再生一个宝宝,这时候还给他们添麻烦简直是难以想像。我想过自杀,也试过许多方武,但总是被某种无形的因素挡下,无法寻死。每一次摸索药丸或玻璃碎片总下不了手,我想应该是因为懦弱吧,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理由?我是被爆者,社会的寄生虫,如今又成了可耻的懦夫。在那段时间我的羞耻是无止尽的,当天皇的玉音昭告人民日本投降,我才是真的在「承受那难以承受的」。(2)
(2)?此为日本裕仁天皇在昭告国民投降时所说的一句话。?
我没通知哥哥就离开了疗养院,不知何去何从,只知道我得尽可能远离我的人生、我的记忆,还有我自己。我展开长途跋涉,大部分时候靠着乞讨……我已经没脸可丢了……我流浪到北海道的札幌住了下来。这个严寒、荒凉的北地,一直是日本人烟最稀少的县份,由于日本失去了库页岛跟千岛群岛,这儿已俨然成为西方眼中的「边疆绝境」。
在札幌,我遇到一位爱奴族的园丁,名叫太田英树。爱奴人是日本最古老的原住民部族,在我们的社会阶级里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朝鲜人还低。
或许这正是他同情我的缘故,我是另一个被大和民族摒弃的可怜虫,也或许是因为他儿子一直没有从满州回到日本,没人承继他的技术。太田先生在一幢名叫「赤风」的建物里工作,这里本来是豪华旅馆,如今成为收容中心,安置二次战后从中国遣返的日本人。我刚到的时候,「赤风」的管理部门抱怨说他们没钱再雇一个园丁,可是太田先生用他自己的钱付我薪水,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唯一的朋友,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我认真考虑要随他而去,但我胆子太小,我就是做不到,只能继续苟活。后来「赤风」由遣返收容中心再度变回了豪华旅馆,日本也从战败的残砖破瓦中崛起成为经济强权,而我还是依然故我,默默在泥上上工作。
听到国内第一起殭尸灾变疫情的时候,我仍在「赤风」工作,当时我正在餐厅旁修剪西洋武的树篱,无意问听到几位客人在谈论南云的凶杀案。根据他们的对话,某个男人杀了他老婆,然后又像野狗般啃噬老婆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非洲狂犬病」这个名词,我不想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继续工作。但隔天有更多人在谈论,在草坪上及泳池旁传来更多压低的声音,因为大阪的住友医院发生了更严重的疫情,南云的事件已然成为旧闻。再隔天,又传出名古屋,接着是仙台,然后是京都,我尽量不要去想客人的谈话,我来北海道就是要逃离这个世界,在羞惭和屈辱中度过余生。
最后让我体会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却是旅馆经理营原先生,一个死板、现实、官腔官调的白领阶级。弘前市传出尸变疫情后,他召开员工会议,想要一举打破「殭尸会复活咬人」的谣言。我只能听他的语气来判断(一个人说话时的各种动作,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言外之意),他的遣词用字太过谨慎,特别是那用力、尖锐的子音。他本来患有口吃,后来矫正过来了,可是这次讲话他又太用力要控制口吃,显得很不自然。其实,以前营原先生一碰到危急状况,说话就会变成这样。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时他就是这样,一九九八年北韩发射长程核武「导弹测试」飞掠我国上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这次殭尸灾变爆发后,营原讲话时尖叫的音量,比我年轻时值勤所播放的空袭警报还要大声。
因此,我展开了这辈子的第二次逃亡。我想向我哥哥示警,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跟他联系,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确定。「没有和哥哥联系」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羞傀,也是最大的羞愧。我会带着这个羞愧进入坟墓。
你为什么要跑?你担心自己的生命吗?
当然不是!如果真会死的话我高兴都来不及了!死亡,终于能结束我这辈子的悲惨,实在是太棒了……我只怕会再次连累周围的人,我怕耽搁某人的脚步、占用人家宝贵的空间,我怕他们为了救我这个根本下值得救的瞎眼老头而陷入危险……万一殭尸复活的谣言属实呢?万一我自己被咬到而受感染,结果甦醒后又威胁同胞们的生命?不可以!我这个羞傀的被爆者,不可以再掉入这样的命运。如果我注定要死,至少该跟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被遗忘、隔离,而且孤独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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