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伤亡率非常高,大部分人死于都会游击战,好多人是因为武器故障而死。那些枪砲的年纪比我们还老,有些早在史达林咽气之前就被丢在枪箱里,作为重组抽换的零件。你绝不知道「卡弹」何时会发生。殭尸一扑过来,你的武器发出「喀嗒」一声……这种事在我们第三十二机动化步枪师中很常见。
我们下像你们的部队那么整齐有组织,也排下出你们严密轻巧的「拉吉辛方阵」,也没有「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殭尸」的简约战斗方针。我们的战斗草率又残酷,用重机枪把敌人打成蜂窝,用火焰喷射器和卡秋莎火箭弹淹没牠们,再用远古时代的T34坦克履带把牠们轧个稀烂。这样既没效率又浪费,还造成太多下必要的伤亡。
我们打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是「优法之战」。这场仗打完后,俄国军队再也下进城追击殭尸,只趁着冬天将牠们围住。头几个月我们学到许多功课:长时间的砲击后义无反顾冲进残砖碎瓦中,从甲街打到乙巷,这家打到那户,客厅打到卧室,到处都有太多的殭尸,太多的误击,还有太多被咬伤的男孩。
我们下不你们的部队有氰化丸那种高档玩意,(1)我们只能用子弹来处理遭受尸疫感染的同袍。但谁要去扣扳机呢?当然不是其他士兵。即使是基于怜悯之情,想让战友从尸疫解脱而开枪,也会让人忍不住想起当年的所谓兵变大屠杀。这真是最大的讽刺。大屠杀让我军有了力量,可以执行所有的命令,只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若是下令士兵杀死被感染的同伴,那可能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再次引爆兵变。
(1) ?氰化丸:这个词是形容任何足以致死的毒性胶囊,在殭尸大战中它们成为受感染的美国战斗员的一个选项。
有一段时间,这项责任落在领导阶层的身上,也就是军官和资深士官。那是最可怕的决定,要看着这些人的脸,看着你负责照管的男孩,他们与你并肩作战、同吃同睡、生死相倚。执行了这样的行动之后,谁还能够专心扛下领导的重担?
在野战的指挥干部中,我们注意到显着的退步,怠忽职守、酗酒和自杀频传,尤其是自杀,几乎像是流行在军官团里面的传染病。我们第一次行动那个星期,部队丧失四位老经验的领导,还有三位新任排长和一个少校。三个排长当中,有一个是奉命射杀被咬士兵之后,自己就自杀了。另一个排长则是在射杀被咬士兵的当晚稍后自杀。第三位排长选择了比较被动的死法,我们称为「战斗自杀」:他自愿出超危险的任务,简直像敢死队队员,一点也不像负责的领导,他只带一柄刺刀就要对付十二只殭尸,最后当然战死。
而科瓦派克少校则是失踪。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我们确定他没有被掳走,也彻底清查附近区域,绝对没有人会单独在没有护卫兵的陪伴下离开营区,因为我们都清楚一个人乱跑的可怕结果。沙维奇夫上校发出一道正武声明,说少校出了一次长距离侦察任务,然后就失踪了,把一切讲得煞有其事,甚至说要推荐颁授他一等萝狄娜勋章。谣号口传千里,而且顶头长官阵前逃亡,对士气的伤害可是比任何事都还严重。我无法责怪那个人,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科瓦派克少校是个好人,强悍的领袖,在这次危机之前,曾三度到车臣出任务,也去了一次塔什甘。殭尸开始肆虐后,他不仅防止了连上的暴动,还带领全体人员以行军的方式,将补给物资和伤患从纱礼山的柯塔一路移防到里海的孟娜肯,整整走了六十五天,经历三十七场大型武力交战。三十七场!他早该当上教官了,绝对够格,他广泛的战斗经验备受注目,甚至被红军最高指挥部征召,但他都没心动,反而自愿要即刻归队执行任务。但他现在却成了逃兵。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十位军官就有一位自杀,他们以前说这是「第二次大屠杀」,这种大耗损让我们的战果几乎停滞。
另一个合理、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那些被咬的男孩自我了结。我还记得他们的脸孔,脏兮兮的,长满了青春痘,当他们含住步枪枪口,湿红的眼睛也随之睁大。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集体自我了结:在战争中被咬伤的人一起聚集在野战医院,同时拙下扳机。我想那是种安慰,知道自己并不是孤伶伶的死去。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慰藉,当然不是由我这儿获得的。
我是神职人员,住在这个早已失去信仰的国家,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接着又是唯物论的民主,使得这个世代的俄国人几乎不晓得也不需要宗教这种「群众的鸦片」。身为随军牧师,我主要负责搜集临终男孩留给家人的遗书,并分派所有我能弄到手的伏特加酒。这是个可有可无的职位,我知道国家正走向哪个方向,我也不觉得会有改变的契机。
正武进攻莫斯科前的几星期,也是科司楚马战役之后,我来到野战医院,为受到感染的弟兄做临终祝祷。他们已被隔离,有人被严重咬伤,有的还保持健康清醒。第一个男孩不到十七岁,他不是被殭尸咬到(跟他的伤比起来,被殭尸咬恐怕还比较好受一点),而是有一只殭尸的前臂被一辆SUl52自定砲的履带碾断,殭尸的断臂还连着血肉与断掉的肱骨,在末端形成锯齿形的断骨,锐利得像矛一样。殭尸伸手要抓男孩,结果殭尸的尖锐断骨正好刺穿男孩的旧军服,插进腹部(殭尸本来想抓他的腹部)。男孩躺在行军床上,腹部仍在淌血,脸色铁灰,颤抖的手握着步枪。他旁边横排了五名受到感染的士兵。我照例告诉他们,我会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他们要不就是耸耸肩,或者礼貌性的点点头;我收下他们的遗书,这是我该做的,请他们暍一杯,还分他们几支长官给的香菸。尽管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股奇异的感觉在我体内骚动着,一阵紧张,一股颤震的感觉一路传到心肺。当士兵把枪口对准他们的咽喉,我开始全身颤抖。「大家一起数到三,」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开口了:「一……,二……」数到二就停了。那位十七岁少年往后飞出,接着又弹到地上,其他人傻楞楞的瞪着他额头上的弹孔,接着看看我手上正冒烟的手枪,枪在上帝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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