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相信蒋伯宇绝对不是怕承担责任的人。但每个人都有种担心，如果说谁都会有脆弱的时候，凭什么蒋伯宇就不会一时糊涂呢?何况他是一个非常感性而又容易冲动的人。
所幸的是，胡天军那边还恢复得不错。经过及时抢救，并输了两千CC的鲜血之后，他保住了脾脏。只不过在申伟的嘴里已经听不到胡天军的名字，而代之以“活该千刀万剐的”。
就在三天的生死限期还差半天的时候，蒋伯宇又出现了!申伟他们下午上完课回到宿舍，发现失踪多日的蒋伯宇正坐在他自己的床上发呆呢。
申伟几乎是扑了过去，一把就抱住了他。激动不已地说：“老蒋，你可回来了。”那样子就像十年没见着今日喜相逢的难兄难弟。
蒋伯宇看上去除了神色非常疲倦，头发胡子更长了些之外，并无异常之外。衣服也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那样子就好像刚出去旅游了一趟又回来了而已。
申伟在兴奋之余还好没忘了正事儿。看蒋伯宇没什么大碍，顾不得多问，拉着蒋伯宇的胳膊就要去学工处。蒋伯宇拨拉开申伟的手说：“我自己会去。”
于是，就在那个天气晴好，遍天彩霞的黄昏，蒋伯宇走在前，申伟在他身后三步远紧跟着，一起向学工处走去。
“四眼”很意外地没有发脾气。大概蒋伯宇看来不是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凶悍与暴燥。或者说看过录像带后，他们也能理解事出有因。
根据蒋伯宇的叙述，他在出事那天晚上，就坐火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湘西的一个小城市。对于“逃跑”的原因，蒋伯宇说，并不知道会把胡天军伤得那样重。当时的他太气愤——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连一点起码的是非标准都没有，如果不是他的冲动最后导致球赛终止，这个误判的球也许就可以葬送自己所带足球队的前程。
蒋伯宇承认自己太较真儿了。当“四眼”问他这样做值不值得——不过是一场校内的比赛时，他竟然坚持说：“只要我内心无愧，那么就值得。”这话气得“四眼”唾沫横飞，对他劈头盖脸地地训斥了一通，并顺带进行了一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刻教育。
蒋伯宇说逃跑是因为他不想交那份第二天必须上交的“检讨”。而且当时的他非常沮丧和悲观——对这个世界上公平与正义的悲观。悲观中的蒋伯宇当时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找个地方安静地呆一下。但他没有回到家中——显而易见这会让父母担心与追问。他住进了高中一个同学家里，然后每天会去护城河那里坐着，或是爬到城外的凤凰山山顶呆上一天，直到日落。
蒋伯宇所说的这个理由让“四眼”感到极端的幼稚和可笑。他试图要挖掘出蒋伯宇深处的不良思想动机和暴力倾向，但都无功而返。他看不出蒋伯宇在想什么，除了陈述事情经过，这个有着天生的忧郁眼神的男生更多的就是沉默。对于“四眼”的教导，他无动于衷，即不赞同也不反对。
最后“四眼”冷冷地说：“即使不追究你在法律上的责任，你也要被勒令退学!不管胡天军错在哪里，但这次是你先动的手，而且，差点闹出人命!”
蒋伯宇平静地说：“我已经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
对于学工处要求的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和去医院向胡天军道歉等事项，蒋伯宇一概拒不执行。
他每天都躺在宿舍里，就像没追上何继红那阵子一样。只有神情平静如水。即使在偶尔出去买什么东西或去食堂打饭——不少同学对他侧目和指指点点时，他也处之泰然。
在蒋伯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他只是走了，然后又回来了。现在，他只是又准备离开了而已。
他只对学工处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这件事暂时不要惊动他的父母。必须赔偿胡中军的医药费他会想办法还上的——到蒋伯宇回来时为止，学校已经为胡天军垫付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蒋伯宇似乎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聊过他的家庭。只是这次在对“四眼”处长提出瞒住父母这个要求时他才提到——他的母亲已经下岗，父亲只是当地农业局下属种子站的普通干部。他们的年纪都已大了，他不愿他们再承受这样的打击。
学工处答应了蒋伯宇的这个请求，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去筹到这笔钱。同时也让他停课继续反省。
那一段时间，蒋伯宇身边的人几乎都在谈论他。都惋惜于他戏剧般的经历和这种不断下坠的人生趋势。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甚至是被开除的学生在这个纷繁复杂、竞争惨烈的社会里又能做些什么呢。也许，连生存都还是个大问题吧。
申伟和段有智这段时间也不敢随便和蒋伯宇说什么话开什么玩笑。他们小心翼翼地和蒋伯宇做着起床后的问候与试探性的对事情进展的关心。
申伟有一天在上课路上遇到王丹阳说：“格老子我都要憋出病来了。见人都想捶!”王丹阳还在为蒋伯宇的事积极活动着，甚至已经想到私下里搞次募捐活动——但后来算算依靠每人捐个五块十块的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会让别人误以为是为虎作伥给胡天军那小子捐款呢——于是无奈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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