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莎重复了自己的身份和这么晚打电话的原因，那个秘书才肯合作。她证实了扎布拉斯基太太说的，医生在圣迭戈住的是科伦那多旅馆，最近没有被任何动物咬过。据她所知，也没接触过猴子。玛丽莎问起扎布拉斯基是否认识里克特医生。她回答说，通讯录或电话号码本上从没见过里克特这个名字。朱迪还说，扎布拉斯基医生去波士顿是帮助筹办马萨诸塞州眼耳科医学院即将举办的校友会的。她给了玛丽莎扎布拉斯基医生在波士顿的同事的名字和电话。玛丽莎一边记，一边疑惑扎布拉斯基会不会已经不知不觉地把病毒带到波士顿去了。她决定最好把这个情况告诉杜布切克。
挂上电话，玛丽莎突然想起她忘了在机场给拉尔夫打电话。一等拉尔夫睡意矇眬地接了电话，她就为没能在离开亚特兰大之前跟他联系，又为这么晚吵醒他而一迭连声地道歉。拉尔夫倒是通情达理。听了她的解释，说只要玛丽莎隔两、三天就向他通报一下进展情况，他就原谅她。玛丽莎一口答应了。
回到隔离病区，玛丽莎重新阅读病历。后到的两个病人是卡罗尔·蒙哥马利和布莱恩·塞斯特医生。两人都有高热、撕裂性头痛和严重的腹绞痛。尽管这些症状听起来普通，其剧烈的程度却足以让人警觉。两份病历都无旅行和接触动物的记录。
玛丽莎收集好必需的取样工具，穿戴了防护用具，去看卡罗尔·蒙哥马利。病人是女性，比玛丽莎大一岁。玛丽莎不得不告知了自己的身份她才肯合作。她是律师，在城里一家大型联合事务所工作。虽然神志清醒，也能说话，她的病态还是显而易见。
玛丽莎问她最近是否旅行过。回答没有。是不是认识扎布拉斯基？认识。是她的眼科医生。最近就诊过吗？是的，就在四天之前。
玛丽莎取了样，心情沉重地离开病房。她憎恨对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下诊断。发现反映早期暴发的信息只算小小的安慰。这一信息又勾起自洛杉矶起就萦绕心头的问题，为什么里克特医生的有些病人传染了，有些却没有呢？
换了一套防护用具，玛丽莎去探望布赖恩·塞斯特医生。她问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不过问到是不是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人时，塞斯特回答不是。等到一阵腹绞痛平息之后，他又补充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眼科。”
“那你跟他一块工作过吗？”玛丽莎问。
“偶尔给他做麻醉。”塞斯特医生说，脸被又一阵疼痛扭曲了。恢复之后，他说：“我跟他一起打网球的次数要比跟他工作的次数多得多。四天之前还打过。”
取完样，玛丽莎离开病人，心中比先前更为疑惑了。她开始怀疑，这种病是否非得经过极为密切的接触，尤其是粘膜接触，才会传染。因为打网球显然超出了这条模式的范围。
送走第二批样品，玛丽莎又拿起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历，详细地读了一遍病史，动手草拟给里克特医生排过的那种日程表。补充上从扎布拉斯基太太和秘书那儿得到的材料，她发现还有必要找她们。虽然这样的工作未曾帮助确定洛杉矶暴发的病毒宿主，玛丽莎还是期望通过同样的程序，找出除了两个医生参加了同一眼科会议之外的共同点。
十二点之后，杜布切克、弗里兰和莱恩医生到了。看到他们，玛丽莎如释重负。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病情在继续恶化。负责医生要求做一些血常规化验，以便确定病人的水合作用状况。玛丽莎是进退两难：既要治疗病人，又要保护医院。她最后允许这些化验在病人的病房里做。
简短地道了问候，CDC的医生们便动手安装流动实验室，加强病人的隔离措施，只冷落了玛丽莎一个人。莱恩医生让人抬进几个大风扇。弗里兰医生去了行政办公室，研究改善检疫的措施。
玛丽莎回头去看那些病历，可是不一会儿便挖掘完了它们所能提供的资料。她起身漫步到流动实验室。杜布切克脱了夹克，卷着袖子，正跟两个技工一起工作。实验设备的自动化学分析部分有了电子故障。
“我能帮点什么忙吗？”玛丽莎说。
“我想不出你能帮什么忙。”杜布切克答了一句，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立刻转向一个技工，建议换一个监测电极。
“我想花几分钟汇报一下我的发现。”玛丽莎说，希望跟他谈谈扎布拉斯基也参加了圣迭戈医学会议的事。
“只好等一下再说了。”杜布切克冷淡地说。“让这个实验室工作起来比流行病理论更重要。”
回到护士台，玛丽莎心潮起伏。她没有料到，也不应该得到杜布切克的嘲讽。如果他想贬低她的作用，那算是如愿以偿了。坐在桌边，玛丽莎权衡起来。她可以留下，希望他回心转意，方便时给她十分钟。也可以离开，去睡上一会儿。她选择了睡觉。她把资料放进公文包，下到一楼去取衣箱。
七点钟，玛丽莎被接线员如约叫醒了。她冲了浴，穿上衣服，发现对杜布切克的忿恨已经烟消云散。他到底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呀。如果艾伯拉失控蔓延，是他，而不是自己，要承担一切责任。
回到隔离病区，CDC的化验员告诉玛丽莎，杜布切克早上五点回旅馆了。不知道弗里兰和莱恩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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