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认为，家里除了父亲以外，她是唯一能理解加入“保护农业社”是何等重要，何等意义空前的。父亲将成为内布拉斯加“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位黑人成员，极有可能也是全美国第一位“保护农业社”黑人成员。他对自己和整个家庭面对来自以本·康维尔为首一帮人恶毒的玩笑和种族攻击时将付出的代价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也同时认识到加里·赛茨提供给他的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机会，更是一次与玉米带共繁荣的机会。
作为“保护农业社”的成员，购买良种对他来说将不再成为问题，他也不必再为找到一个买主而将自己的玉米千里迢迢运到奥马哈。加入“保护农业社”也许还意味着他和本·康维尔关于用水权的争执从此告一段落。本·康维尔在约翰·弗里曼特尔这种黑人和加里·赛茨这类黑人拥护者的问题上总是十分偏激。它甚至还有可能意味着镇上税收员会停止他无止境的压榨。因此，约翰·弗里曼特尔接受了邀请，选举结果也以极大优势倾向于他。有过很恶毒的讽刺，也有玩笑描述一个黑人是怎样被困在“保护农业社”的阁楼上，以及一个小孩步入天堂，得到了一副黑色的翅膀，人们叫他蝙蝠而不是安琪儿。本·康维尔四处奔走，告诉人们“保护农业社”选约翰·弗里曼特尔加入的唯一原因是儿童节即将到来，他们需要一个黑人来扮演非洲大猩猩。约翰·弗里曼特尔装作没有听见这一切言论，在家里，他会引用圣经的一段话，“温和的答复可以抵挡恶毒的攻击”和“深深地呼吸，想收获什么就应该播种什么。”他还会以一种期待而不是谦卑的口吻引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逆来顺受的人将继承整个世界。”
逐渐地，他将邻居们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当然不是所有的邻居，不包括本·康维尔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乔治这一类的激进分子，也不包括阿诺德一家和德贡一家，而是团结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的人。1903年，他们和加里·赛茨及他的家人一道在会客厅中共进午餐，像白人那般温文尔雅。
1902年，阿巴盖尔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中演奏了吉它，不是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而是在年底的白人精英演出中。她母亲对此坚持反对，她很少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丈夫的意见表示反对（除了当孩子们都步入中年而约翰自己也已两鬓染霜时），这事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
“我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她哭泣道，“你、赛茨还有那个弗兰克·芬纳合伙撺掇了这件事。他们倒是情有可原的，约翰·弗里曼特尔，但你是怎么啦？他们是白人！如果纳特·杰克逊让你参加他的沙龙，你甚至还会去镇上和他们喝上一点儿啤酒。她！我知道你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你心里受到强烈的伤害时你脸上仍然可以面带微笑。但这事儿可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身着白色的礼服加入到他们中间却招来他们的嘲笑，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像对待打算在黑人剧团演出中演唱的布里克·沙利文那样朝她扔烂西红柿，你又会怎么做？当她带着满身的西红柿汁回到家中问，‘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你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干’时你又如何解释呢？”
“好了，丽贝卡”，约翰回答道，“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她和戴维自己决定这事儿吧。”
戴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02年，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成为阿巴盖尔·特罗特。戴维·特罗特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一个黑人农场工人。他走了近30公里路来向她求婚。一次约翰·弗里曼特尔曾对丽贝卡说，求婚的愿望让戴维变得更加品行端正，行为得体，他每天就像小马驹一样马不停蹄。很多人都嘲笑她的这任丈夫，说“我们可知道在你们家谁掌权当家。”
但戴维并不是一个唯令是从的人，他只不过是性格内向善于体贴人而已。当他告诉约翰和丽贝卡·弗里曼特尔，“阿巴盖尔认为对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时，阿巴盖尔对此感激不已，并告诉父母她打算将加入白人演出一事继续下去。
于是，1902年12月27日，在新婚3个月之后，她登上了“保护农业社”大厅的舞台。在典礼主持人宣布完她的名字之后，台下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之前，格雷斯·特里翁刚刚表演了一场优雅的法国舞蹈，在一片喧闹的口哨声、欢呼声和男观众以脚踏出来的节拍声中将她那漂亮的足踝和衬裙一展无遗。
她站在沉闷的寂静当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脸和脖子在崭新的白色礼服的衬托下是如何地愈显其黑。她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她想，“我忘了每一句词，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语，我向父亲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泣，但本·康维尔就在那儿站着，当他大叫‘黑鬼’的时候，我想我会哭的。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是对的，我已超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大厅里全是白色的面孔，每一个人都抬眼望着她。每一张椅子上都坐了人，最后面还有两排站票看客。煤油灯灯光摇曳。红色的丝绒帷幕忽地一下拉开，又用金色的丝带固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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