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的母亲在阿内特边上红珠货车站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货车站不是在1979年毁于那场大火的话，从斯图现在坐的地方就能看到它，挣来的刚够一家4人糊口。斯图9岁就出去干活了，先是为鲁格·图克卖力气，红珠货车站也是他的。斯图放了学就去那儿帮着干活，一小时35美分。后来又去了附近布伦特里镇的货场，虚报了年龄，一周干20小时，拼死拼活，拿的是最低工资。
听哈泼和维克说起钱，说这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就花完了，他想起了用手推车拉那些没完没了的内脏和毛皮时，双手第一次血流不止的情景。他尽力瞒着母亲，实际干了不到一星期，母亲就知道了。母亲不是个轻易就掉泪的女人，捧着他的手啜泣了一会，也没叫他别再干了。她知道家里的状况，她很现实。
他之所以沉默寡言，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朋友，或者说是没时间有朋友。要上学，要工作。他最小的弟弟德夫在他开始进货场工作那年死于肺炎。对德夫的死，斯图一直不能释怀，他觉得自己有罪。他最喜欢的就是德夫……但德夫的死也意味着少一张嘴吃饭。
上高中的时候他迷上了橄榄球，尽管占用了不少学习时间，母亲却一直鼓励他打下去，她说：“斯图，想要从这里出去，橄榄球就是你的门票了。想想艾迪·沃菲尔德。”艾迪是当地的英雄，出生在一个比斯图家还要贫困的家庭，却成为了地区高中队的四分卫手，很是风光，靠着运动奖学金去了德州，为绿港贝克队打了10年球，大部分时间是替补，也有过那么几次难忘的发球手经历。现在，从西边到西南都有艾迪的连锁餐馆。在阿内特，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终成正果的传奇形象。你在阿内特说到“成功，”指的就是艾迪。
斯图不是四分卫，他也不是艾迪·沃菲尔德。但他刚进高中的时候，的确像是有那么一个搏一把的机会，赢一小笔奖学金。那时还有一种勤工俭学计划，学监跟他说了国防教育法的贷款方案。
接着母亲就生病了，丧失了工作能力。得的是癌症。斯图还差两个月高中毕业，她就死了，留下斯图和弟弟布赖斯。斯图没再理会运动奖学金，径直去计算器厂找了份活。最终迈出阿内特的是小斯图3岁的弟弟布赖斯，他现在在明尼苏达州，是IBM的系统分析员。他不常写信，斯图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妻子的葬礼上——得的正是致斯图母亲于死地的同一种癌。他觉得布赖斯可能也有罪恶感要承担
……布赖斯也许会有那么一点愧疚，哥哥已经成了死气沉沉的德州小镇上循规蹈矩的老小子，白日里在计算器厂虚度时光，晚上就是在哈泼或印第安首领酒馆和啤酒作伴。
结婚是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只持续了8个月，那是4年前的事了。斯图也曾想过离开阿纳特，去外面闯荡一番，但小镇的惰性留住了他——熟悉的地点和熟悉的面孔就像一曲低缓悠长的歌。他在阿内特很招人喜欢。维克·帕尔弗里一度给了他一个最高形式的荣誉，称呼他“旧式硬汉”。
维克和哈泼正在唠叨个没完，大地渐渐融入一片黑暗之中，天空中还有些许的薄暮。汽车现在大都不从93号公路走了，这也是哈泼存下那么多账单的原因之一。
但斯图看见，有辆车正驶过来。
还有差不多1/4英里，白日最后一抹光线在车子上折射出一层灰蒙蒙的光。斯图眼尖，看出来是一辆1975年的雪佛莱，没开灯，时速不超过15英里，一路摇晃着开过来。斯图是唯一看见这辆车的人。
“比方说你用分期付款买这个加油站，”维克嚷嚷着，“比方说是50美元一个月。”
“这也太少了。”
“只是打个比方，就算50元吧，如果联邦政府抢在前面，先给你印了一卡车钞票，银行那帮人转脸就会要150元，你还是一贫如洗。”
“不错，”汉克·卡迈克尔表示同意。哈泼瞧了他一眼，很是恼火。汉克从饮料机里取可乐从来就没付过钱，偏偏哈泼知道他这个习惯，而且，汉克知道他知道。汉克要是想站到哪一边，也该是他这边啊。
“不一定会是这样，”哈泼毕竟受过9年教育，不会轻易地理屈词穷。他继续解释原因。
斯图觉得他们这场唇枪舌战实在是无聊透顶。哈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渐渐低下来，成了毫无意义的嗡嗡声。他转过来去看那辆左摇右摆冲过来的雪佛莱车。照这样开车，斯图觉得，它是走不远了。车子越过白线，左胎在路上扬起一大团灰尘。又摇摇晃晃地倒回去，刚刚回到车道，又险些冲进沟里。驾驶员仿佛是把德士古加油站的霓虹灯当成灯塔，汽车像一颗速度快要耗尽的子弹，沿着沥青路笔直地射过来。斯图现在能听见马达疲于奔命的低鸣，像垂死的螃蟹或是一套松松垮垮的阀门，一个劲地呼哧呼哧，车子从入口旁驶过，撞在路边的护栏上。酒吧招牌上的灯光反射到雪佛莱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上，车里的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斯图还是瞧见司机模糊的身影在撞击时蜷缩起来。仍然是15英里的时速，没显出丝毫减速的迹象。
“所以我说，流通的钱越多，你……”
“最好关掉你的泵，哈泼。”斯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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